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并取消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条件，简易程序案件也将大幅增加。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要出好简易程序这个庭，履行好对简易程序案件的法律监督，除了不断完善出庭模式和工作机制，提高司法效率，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

被告人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对于其本身行为有罪无罪、此罪或彼罪的界限分不清，若因渴望得到司法机关的从轻处理，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虽不属实仍无异议，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则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很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出现错案。为保障被告人对案情的知悉权，就审查起诉工作而言，可增加以下几项内容:第一，讯问同时要释法，向犯罪嫌疑人解释其行为的性质、危害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规定，告知其可能接受的刑罚以及具备的法定情节，必要时向其展示定案的核心证据，让犯罪嫌疑人了解控方掌握的证据，以及其行为在刑法上的“违法性”、“当罚性”及应罚的程度。第二，起诉书中明确表述，不仅要对犯罪事实和各种法定、酌定情节作详尽的描述，还要明确指出被告人具有的法定情节及应适用的法律。第三，量刑建议尽早提出。依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随同起诉书一并向法院提出相对具体的量刑建议。

二、保障被告人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实践中，简易程序的启动基本上是由检察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法院在送达起诉书时履行告知职责，被告人处于完全被动的承受定罪科刑的位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果被告人在庭审时才表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则会降低诉讼效率，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决定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前或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之前，应增加一个告知程序，向被告人告知简易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被告人自愿选择的情况下，启动简易程序。具体可在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释法部分或法院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实施这一工作。只有让被告人充分权衡适用该程序的风险及好处，保障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自愿性，才能减少甚至杜绝简易程序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和简易程序案件上诉情况的发生，确保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成本。

三、保障被告人庭审中的各项诉权

出庭的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就应在庭审中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特别要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辩护权是被告人庭审中的核心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没有检察员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之所以遭人非议，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被告人丧失了辩论的对象，变相被剥夺了辩护权”。笔者认为，就检察人员出席简易程序案件的具体工作中，宣读起诉书、讯问、举证、质证均可采用相对简略的方式进行，但法庭辩论不可采用简略模式，而应按普通程序的标准进行。而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保障，检察机关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告知辩护权时一并告知，使被告人提前知晓并领会相关权利的含义和具体内容，正确地行使这些诉讼权利。出庭的检察人员要监督法院在庭审时有无剥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并对被告人行使权利的情况做好出庭笔录。

四、履行好庭审后的法律监督权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还应注重对简易程序案件的庭后监督，集中在对法院裁判结果的审查上。实践中，这种监督集中在判决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错误、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等实体性内容，而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力度则不够。笔者建议，检察机关承办人收到判决书后，可从审理期限有无超期、是否及时作出判决并送达文书等程序性事项审查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合法，若发现存在瑕疵或违法行为，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法院及时改正。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顾月华诉孙怀英房产继承案的批复

1985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民请字第5号《关于顾月华诉孙怀英房产继承案件的请示报告》及补充意见材料均收悉。我院经研究认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孙怀英有权继承丈夫顾鸿滨的遗产，同时，鉴于她长期经管房屋，付出了代价，在分配遗产时，还应给予适当照顾。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顾月华诉孙怀英房产继承案件的请示报告 （84）民清字第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兴化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件房产继承案件，处理没有把握，特请示如下：
原告人顾月华（女，65岁，兴化县人，上海市某合作商店退休职工，现住上海市浦东南路东建二村）与被告人孙怀英（女，67岁，兴化县人，上海市某居民加工组退休职工，现住兴化县昭阳镇）是姑嫂关系。双方所争议的房屋有4间（隔成8小间）原属原告人的祖父顾祥太所有。顾祥太（于1935年以后不久死亡）生子顾秋和，顾秋和先娶梅氏，梅氏约于1910年生子顾鸿滨后不久病亡，到1917年顾秋和又娶邹氏为妻，次年生女顾月华。顾、邹夫妇把儿、女抚养成人。顾鸿滨于1935年左右与孙怀英结婚，顾月华也于同一时期结婚，随夫去上海定居。
同年，邹氏亦去上海女儿顾月华处生活。1941年顾秋和病死，邹氏回乡办理了丧事仍去上海，房屋没有明确分割，此后由顾鸿滨，孙怀英夫妇住用，1952年顾鸿滨病死，不久孙怀英因生活困难去上海谋生定居，与婆邹氏、姑顾月华没有往来。
上述房屋于1953年1月由兴化县人民政府发给“契纸执照”。此执照是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换发的新证，执照中注明，受业主是孙怀英。原业主栏未填姓名。在附注栏中注明：此房是“祖遗产业，原契遗失，补给此照”。发证以后，邹氏是否知道，无法查清，双方当事人在上海期间，房屋由孙怀英租给他人住用。
1975年，邹氏（80岁）在上海死亡，其生前没有提出过处理房屋的主张，是否放弃产权也无法证实，孙怀英于1980年退休回兴化，部分住用此房，其余仍然出租，1981年4月，顾月华得知孙怀英要出卖房屋，即回兴化要求继承母亲的遗产，发生纠纷，诉讼到人民法院。
县、市、省法院在审理中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房主顾祥太在媳妇邹氏于1935年去上海以后不久死亡，他的遗产房屋已被儿子顾秋和继承，顾秋和于1941年病故，该房产即被一起生活的儿子顾鸿宾夫妇继承。1952年顾鸿宾病亡，该房产又全部转移给其妻孙怀英所有。孙怀英长期以来对房屋行使了产权，人民政府又于1953年1月发给她房产执照（即契纸执照），而邹氏于1935年去上海以后，从未主张过房屋产权，事实上放弃了房产权，故邹氏没有遗产房屋可让顾月华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房主顾祥太死亡以后，他的遗产房屋应由其子顾秋和继承，为顾秋和与邹氏夫妇的共有财产，虽然邹氏在1935年去上海女儿顾月华处生活，但她与顾秋和仍是夫妻关系，顾秋和于1941年死亡，邹氏回乡料理了丧事，房屋一直没有分割，而且原房屋至今尚在，只是先后由顾鸿宾、孙怀英管理和使用。尽管在1953年1月人民政府发给的“契纸执照”上注明受业主是孙怀英，但此执照同时注明房屋属“祖遗产业，原契遗失”，发契纸执照时，有没有征求此房共有人邹氏的意见，邹氏是否知道此事，邹氏生前有没有表示过放弃房屋产权均无法证实，上述房屋中的一部分产权应为邹氏所有。邹氏在1975年死亡以后，鉴于其子顾鸿宾早已死亡，也没有留下子女；其媳妇孙怀英也非与她共同生活，故邹氏的遗产应由其女儿顾月华继承，在处理中，可以从具体情况出发，给孙怀英以适当照顾。
我们对此案通过多次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特此请示，请予批复。
198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