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但并不是社会的唯一调控方式，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但并不起眼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民间法是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民间法审理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不失为“生硬刻板”的国家法的一种有效补救手段。让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运用民间法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民间法的最大效用价值就是秩序价值，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会更好一些，社会也会更和谐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法和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家法之间大部分是和谐互补的，但仍有相当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发生着强弱程度不同的冲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民间法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法探讨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民间法　案例　司法审判　运用

　　人类秩序之达成，非惟国家法一端之功劳。国家仅藉以强制力量维持其秩序，其过分行使，必致生民往还，惶惶如也。而自生于民间之规则，更妥贴地维系人们日常交往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需。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1]民间法深深扎根于民间，有很强的社会性，其生命力活跃，被称之为“活法”或“行动中的法”，人们乐于接受，适用起来也很方便，在其特定范围容易适用，对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民间法的研究和运用被越来越关注。本文试通过司法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来认识民间法及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合理运用民间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与“官府”相对的是“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用“民间法”的概念来做区别。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的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民间法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的丰富的地方色彩。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这里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它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于文字，也可能是口耳相传；它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其实施可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传统习惯或是微妙的心理机制。[2]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它在外延上表现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家法族规、宗教法规、行业规章等多种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更感兴趣，许多人偏好用民间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的缺陷和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等客观因素，导致民间法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替代而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就更是如此。国家在推行法治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现实偏好。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它有一系列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优势，[4]但它也有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它的调整范围总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法律来调整，某些社会关系，如恋爱关系，就不适用法律调整，还有些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虽然可以用法律调整，但单纯的法律调整往往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介入。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必然为民间法的存在和发展留下空间。有些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人身有关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一旦渗透了国家的力量，往往带来更紧张的气氛，而国家法“一方是，则另一方不是”的刚性调整机制有时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则显得更灵活，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更关注案件中个别正义的实现，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民间法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以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国家法更为客观，更接近“地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10亿农民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还占据了主体地位的空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时候并不生活在国家法中，中国人解决争端所考虑的是“情”、“礼”、“理”，只有最后才诉诸于法，而民间法的意义正在于此，民间法正是这样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村规民约、道德、风俗、习惯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法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纠纷矛盾时，要想用国家法一体解决之，简直是妄想，特别是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国家法还不完备，民间法又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我们无法不正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5]我国法律对民间法也有承认的一面，如民法通则承认社会公德[6]、合同法承认交易习惯[7]、国际经济法承认国际惯例，但大量的调整特定地域的民间法得不到法律的公开认可，却在当地确实发挥着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充分予以关注。

　　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我们对国家法的理想期待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矛盾纠纷。试看一则案例：

　　黔东南谷龙镇岩英村村民杨通贵和堂弟杨通义两家之间共用一条通道。两家因“界限”问题屡发争执，使亲人反目成仇。两家的矛盾在仇恨积累中逐渐扩展为两支堂亲间老少几十人的全面对峙。杨通义干脆用木棒打桩拦死了过道，致使杨通贵的牲畜只好从堂屋走过，在农村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杨通贵只好诉诸法院并获得法院的支持，然而杨通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杨通贵便要求州法院强制执行。杨通义被迫拆除了障碍物。这本是法律程序的正当执行，但在山村却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为挽回面子，杨通义亲骂大街：“你们做事太绝，等着瞧！”过后不到两个月，以两家为主的堂亲间展开了一场大厮杀，造成一死五伤的惨剧。[8]

　　表面上看，国家法解决了两家的民事纠纷，其解决方法也无可非议，但纠纷的解决涉及到的问题远不止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在国家法的干预下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增加了仇恨，酿成流血事件，使简单的民事案件转变成了严重的刑事案件。虽然杨通贵通过诉求国家法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使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因为国家法在解决纠纷时损害了在农村被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名声规则，使处于法律范围外的仇恨进一步加剧，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因此，国家法干预究竟是对杨通贵权利的保护还是把他置于更危险境地中？在尝试诉求国家法后，杨通贵还会再次诉求国家法吗？如果国家法“让渡”给他们惯用的民间法来调整，或者吸收一些民间法来预防仇恨加剧，弥补国家法施行后产生的“欠缺”，也许能作出令双方都满意的判决。在“熟人社会”里，司法介入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好保护，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的纠纷解决如果加入了国家强制性，有时很容易造成好心办坏事。在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态下，人们有纠纷，但是也有谅解，国家法很容易使得他们没有面子。显然，用国家法解决上述案件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到底应该怎样合理运用民间法呢？

　　二、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

　　在我国已经有法官依自由裁量权将民间法引入了个案判决之中，如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泸州遗赠案：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黄某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蒋某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某拒绝。张某遂向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某按遗嘱履行。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9]

　　这是一起将民间法引入个案判决之中的非常典型的案例，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周辉彬载文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样判案。法庭置《继承法》的明确法律条文于不顾，仅用‘道德’二字就判原告败诉，令人不可理解”。[10]杨立新教授认为：“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11]但是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好，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成为‘第三者’的人，端正了民风，[12]从中可看出，这个案子的社会效果是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产生如此好的社会效果与民间法在本案中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对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试想想，如果法院支持了“第三者”，“第三者”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从中受益，这种判法的社会导向是可想而知的。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案例，来看看运用民间法与否的不同效果。先来看这样一则案例：

　　甲女与乙男均为农村青年，经人介绍建立婚约关系，约定男方先向女方支付1万元，婚前再支付1万元后立即完婚。甲女在婚约订立后到城里打工，对乙男渐生不满，但并未提出解除婚约。当乙男催促结婚时，甲女从城里回到家中，接受了乙男支付的另1万元后，在约定的成婚日，乘坐婚车，来到乙男家中，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婚礼过程中，因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当晚及此后数日内坚决拒绝与乙男同房。在家人的策划支持下，乙男实施暴力强行与甲女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甲女从乙男家中出走，直接到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最初并未立案，但甲女拒绝再回乙男家，坚持继续告状。乙男见婚姻无法继续，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甲女退还财礼。法院判决乙男胜诉，女方退回部分财礼。此后，在甲女的坚持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院以强奸罪提起公诉。当地舆论哗然，认为双方已经结婚，夫妻之间理应同房，不存在强奸问题。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女与乙男虽然举行了婚礼，但并未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双方不存在合法夫妻关系，乙男以暴力违背女方意志实施性行为，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判乙男有期徒刑3年。乙男上诉亦被驳回。因乙男系独子，父母年迈多病，在羁押及服刑期间，承包土地荒芜，老人孤独无助，民众为之不满。[13]

　　显然在本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民间法，社会效果是极差的，在我国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即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妻子有“同房”的义务，丈夫有“同房”的权利，当妻子拒绝履行这种义务时，丈夫“过分”一点的行为一般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在本案例中，妻子拒绝“同房”的理由--“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更与人们崇尚忠贞爱情的观念格格不入，就连县公安局最初也不愿立案，在甲女的“坚持”下才立案。可是，法院的判决却让 “民众为之不满”。然而，按照国家法，法院的判决似乎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民间法是不是应有所兼顾呢？在量刑上是不是还应该有所考虑呢？下面再请看另一则案例：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平均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闹事，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长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子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民意，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14]

　　在本案例中，四名被告人私自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依国家法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无权力这样做--即使对一名恶棍。然而，在“大义灭亲”的民间法中，四名被告人不但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还会赢得一片欢呼。在国家法中，只要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而在民间法中，“坏人”也享有人权常常令老百姓不可思议，如果因为剥夺了“坏人”的人权而使“好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这是“黑白颠倒”，“群众联名上书”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为。法庭充分考虑了这种民意，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法律上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还是予以了否定），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纵观两则案例处理效果是大相径庭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以服从严格的规则主义为主的，而是以解决纠纷、解决问题为主，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矛盾、化解纠纷、调控秩序。“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15]在法律规定的弹性空间内，需要我们合理地、灵活地考虑和运用民间法的资源和做法，不应排斥民间法在审判中的应用。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常不应在判决书中直接显现民间法如何如何规定的字眼，通常不要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国家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间法上的判断转化成一种国家法上的判断，使民间法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假如前一则案例法官将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的乡俗转化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给以充分考虑判个缓刑（按法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即可判处缓刑，何况在当地乙男的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与后一则案例应该会取得同样的社会效果。

　　我们所处的生活里，实际上有两种机制在起着调整的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强制力确认的国家法，另一种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确认的民间法。这两种规范表达了人们不同的规范需求，共同协作调控社会生活，将有利于圆满、和谐解决纠纷。如果过分强调国家法，而轻视民间法的作用，社会调控机制就会失衡，一些具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案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运用法律解决民间纠纷时不应只限于适用国家法，运用民间法适用一定范围内的案件也许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两者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规范机制。国家法不能完全排斥民间法，同样，民间法也不能完全拒绝国家法，在具体运用民间法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第一，某些案件，如果国家法有规定，民间法也有规范，国家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民间法的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又符合社会最低道德底线，易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对这类案件，既要以国家法为根据，又要灵活应用民间法的习惯做法，做到既合法又合情理。如“拾得物”在民法通则中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求得遗失物“失而复得”给予一定的酬谢等已成为一种惯例，解决这类纠纷就不能拘泥于“应当归还失主”的硬性规定。第二，某些案件，如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但民间法有具体规定，如婚约及其引起的财产纠纷，处理这类案件可以应用民间法，这既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又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了可行的原则。第三，某些案件，国家法和民间法都有规定，但二者规定的内容相互冲突，即合乎国家法的行为却违背了民间法，合乎民间法的行为却违背国家法。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出嫁的女儿是否赡养父母和是否继承父母遗产的问题，按民法通则规定，无论儿子还是女儿，对父母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特别在农村，女儿往往既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也不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做法是在老人只起诉儿子的情况下，如果能调解则就案调解，调解不成，才会考虑追加女儿作被告。审理这类案件就要妥协与合作，“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16]这里所说的妥协与合作，不是迁就民间的落后，也不是允许民间实施国家法时各行其事，另搞一套，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照顾和考虑民间的特殊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也就是说不是非得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国家法律程序内解决。

　　必须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国家法有系统的理论为其辩护和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往往忽视和民间法的协作。而民间法缺乏系统化和组织力量，难以抵制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冲击，在冲突中往往居于劣势，强调国家法主动寻求和民间法的沟通和协作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强调民间法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国家法的主导地位，用民间法替代国家法处理案件，而是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三、运用民间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运用民间法应注意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

论党校文凭的合法性

郭绍忠


文凭是一个人学识、学历的标志，是一个学者基本的通行证，但是当一个人辛辛苦苦最终拿到的文凭，被认为不合法或国家不承认时，你心中的兹味一定是焦急而又满腹苦水的。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本文针对党校文凭目前碰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些法律意义上的探讨。
一、党校文凭碰到的主要问题
今年3月19日，人民法院报和网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法院：拒绝中央党校毕业文凭报考司法考试合法”的文章，说甘肃玉门市司法局以“党校文凭未被国家教育部认可”为由不准党校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而产生的行政诉讼。最后法院认为，司法局严格按照国家司法部和国家教育部的文件要求作出的不给原告报名的行为属于合法行政行为，当庭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之前的2002年1月和2001年4月，广州市民刘某与广东省司法厅和贵州绵屏县王某与贵州省司法厅也因“党校文凭不具有法律效力”等提起了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在此期间，全国司法考试、自学考试、现代远程教育等都普遍拒绝了党校文凭者报考。在此之前，工程技术、经济、银行、国安等行业不认可或不完全兑现待遇的情况早已存在……
党校被大家誉为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历来具有极高的威望。党校开办学历教育近20年来，已毕业专科、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众多，长期以来党校文凭一直畅通无阻，毕业生遍及全国各行各业，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来的文凭风波打破了大家的沉静，大家多年潜心奋斗的结果打了水漂，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愤愤不平，由此产生了不少纠纷和混乱。党校文凭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
二、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
我相信，出现上述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可能应该从我国的制度、体制、法律和政策等根本性方面去理解和寻找答案。为此，我查遍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如下有关规定。
（一）、法律规定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2、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三条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
3、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适用本法。第十四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辖。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国家批准设立或认可的学校及其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业证书或其它证书。
4、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从事高等教育活动适用本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统一管理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
（二）、党内法规及政策规定
1、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在总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第十条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第十五条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2、中共中央（1983）14号文件。制定的“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指出，各级党校的培训班、理论班，都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和学历制度，根据入学前的文化水平和入学后的学制、所学课程，经考试合格者，取得同国民教育相当的学历和待遇。
3、中共中央（1990）15号文件。印发的“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党校办学方式，主要是脱产学习，也可函授、面授相结合。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学制二年以上班次的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核合格的，可同时享受相当于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
4、中共中央（1994）5号文件。印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学完必修课，经考试合格的，授予党校学历，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的有关待遇。
5、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中共中央1995年9月在制定此条例中规定，中央党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举办的学制二年以上的长期班次，学员学完必修课程，经考核合格者，授予党校学历，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
三、合法性分析
纵观上述法律和规定，依照我国法制理论，就党校文凭的合法性而言，不应该存在问题，有关部门不应拒绝党校文凭的通行。理由如下：
（一）、我国的教育体制
上述法律和政策表明，我国的立法主体是国家机关，而党的各级机关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单独的法律来调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在国家政权体系中针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的，政党不纳入政权体系。从政治权力运行顺序看，政治领导、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成国家的权力运行统一体[1]。
在管理体制上，依照宪法和法律组建的国家机关，依照党的纲领和章程组建的党组织和依照军事法规管理的武装力量是三块相对独立的整体。他们都有自己独立适用和互不交叉的法律体系，都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各自完善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关，所属的教育管理部门都是同级机构的重要部门[2]。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国民教育、党校教育和军事院校教育三块相对独立和并存的教育体制，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现实结构。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国家的管理体制和大政方针是十分清楚的。搞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和解决上述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法制理论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方针政策往往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政策指导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法律是定型化、规范化、条理化的党的政策，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互为根据的。在执法和司法中，要把严格依法办事与坚持党的政策指导有机的结合，而不能相互对立。由于党的政策的国家意志属性，党的政策长期以来都常常具有法律的作用[3]。
（三）、法律赋予的学历教育管理权
首先，教育管理权受教育体制的制约。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学历教育管理权是国务院授权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赋予的；而党校不隶属于国务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只字未提党校管理，党校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其学历教育管理权是中共中央授权和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等党内法规赋予的。就象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学历教育管理权是中央军委授权的，是军事法规赋予的一样，近来教育部、司法部就有通知，在司法考试和自考报名中，对盖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钢印的文凭都认可，然而这同样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没有规定的。另外，大家可以去看，教育部印发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根本就没有军事院校、党校等，认可党校文凭就象认可军事院校文凭一样是应该的。
其二，我国法律只明文政体关系。党的各级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的范畴，法律中都不明文党的各级机关，但是在行政法和刑法的司法实践中都把其归入国家机关对待，这是铁的事实。相应的，党校文凭与国民教育文凭一视同仁怎么就费解呢？
其三，法律规定也是清楚的。按照宪法严格地讲，我国现行的教育法也只调整国家行政机关管辖内的各级各类教育，而无权涉及党的机关、军事机关及司法机关的教育管理。故此，1995年3月教育法颁布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对党校的《条例》，最后1998年8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在国务院授予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权时，就明确规定：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而国务院管辖权之外的，由中共中央确定的党校高等教育本来就不在此列，这是十分清楚的。
（四）、几个关键问题的理解
首先，关于党校文凭“国家不承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法。一所学校要达到国家承认和所发文凭具有法律效力，不外乎这所学校的设立要经国家授权的部门批准，所发文凭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制度。中央党校和各省级党校，都是中共中央按照党章授权设立的党内教育管理部门，所制定的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党校学历制度，所招学生学完规定课程，考试合格发给毕业文凭，是完全符合国家教育规程的。说国家不承认和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没有根据和不负责任的。
其二，关于“教育部不承认”的说法。上述我们已知道，除国民教育一块外，党校和军事院校文凭都已经超出教育部的权限，这种说法可能是一些单位的误解，加之，我们至今也未发现教育部有此明文通知。至于非国民教育文凭就遭到禁止，那更是不对的，文凭作为人们受教育和学识的一种凭证，作用是全方位的，限制文凭通行渠道没有法律根据。至于党校文凭在理、工、农、医、经济等行业的专业上由于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相同或相近专业”而禁止通行，这是我们能理解的，这不是国家不承认，也不是不合法。
其三，关于党校文凭“待遇”的认识。中共中央多次对党校文凭都明确规定：可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这里“待遇”一词是关键，有的单位和领导将待遇仅理解成是工资待遇或是提拔干部的条件，这可能是片面的。待遇一词既包括物质报酬待遇，也包括权利、社会地位的待遇，它是政治、工作、生活在内的广泛领域人们的一种基本的通行证。所以，有的单位借此限制党校文凭应有的作用和权利也是不妥的。
其四，诉讼判决也未认定党校文凭不合法。依据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的规定，我国报考司法考试的学历条件是：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除非是非法的高等院校和非法的文凭而外是不能拒绝的。请注意，前面甘肃玉门的诉讼被法院当庭驳回，并非是党校文凭真的不合法，而是“玉门司法局严格按照国家司法部、教育部的文件要求作出的不给原告报名的行为属于合法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司法局的程序合法，法院并未就党校文凭的实体合法性作出判决！此外，据了解，广东的诉讼最终也是程序上的纠纷；贵州的行政复议更是，报名和考试都通过了，又不发律师资格证，公平竟争的结果都不算，又怎么体现国家鼓励自学成材的方针呢！总之，也都没有说党校文凭不合法不准参加司法考试。
（五）、关于依法行政问题
党内是按党章和党内法规组织管理的一个独立的整体，就象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没有单独的法律一样，党校也不可能由国家单独立法或用行政法规来调整。按照行政执法依据的适用原则，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虽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不同，效力等级不同，但只要其中某一形式有所规定，且与高层次间的法律规定不相抵触，就应当在其效力范围内予以执行，不得以其效力等级的高低为由置之不理或拒绝执行[4]。执行中共中央就党校文凭的规定当然符合这一原则。
反之，国家在教育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消，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它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八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或者其它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党校既未被撤消，文凭也未被明文宣布无效，更没有被收回，这不正说明一直在办的党校学历教育是合法的吗？否则，依照教育法，教育行政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既不是也违法了吗？所以这种认识和说法是不对的。
我国的私法自治原则是“法不明禁止，公民就可为”，而公法原则是“法不明授权，政府不得为”。对于党校文凭，我国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没有明文规定，更没有否定党校文凭的合法性，作为依法行政的政府有关部门都不应该无根据的限制其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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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 于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