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辩护律师权利的法律保障/金翠龙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4 05: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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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辩护律师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一个国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是现代化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律师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等。本研究作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国家应当通过修改律师法来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律师权利。
辩护律师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一个国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是现代化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律师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通过修改律师法来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律师权利，我相信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这些问题终会解决的。现代刑事诉讼，在控审分离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其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要求。可以说，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来探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必要性。
一、首先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
“现在刑事诉讼正是在保护人权的旗帜下，将增强辩护职能作为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核心是辩护权利的保障，即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键是保障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挥辩护职能的最核心的权利载体就是辩护权，离开辩护权，辩护职能将无从谈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以及人身自由的受限根本无法有效的行使自己辩护的权利。实践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大多是由辩护律师辅助完成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成为人权保障的基础。
二、它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政治的必然要求
刑事辩护制度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缺乏辩护以及忽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法律必然是专制的法律。我国加入WTO后，将会有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或涉外刑事案件要在中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但是，中国目前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现状使得被控人很难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对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予以高度重视，以应对刑事辩护面临的入世挑战。
以上是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必要性的阐述。那么，我国目前律师权利保障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1、会见权难以落实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往往利用强大的职权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具体表现为：一、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或变相批准。二是对一般案件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会见。三是不及时安排会见，以种种理由拖延安排会见时间。四是限制会见的谈话内容。五是虽然律师法规定在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但多数情况侦查人员会在场。
2、问卷难
一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交给法院的卷宗中，只有证据目录，没有原始证据或复印件，律师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往往受到检察机关的种种限制。有的不让律师查阅证据和诉讼文书的事实部分，有的只给看鉴定结论不让看技术鉴定材料，有的对律师阅卷的场所和时间作不必要的限制，使律师无法正常阅卷，更没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摘记，还有的规定不论律师是否复印材料，只要阅卷就要收费。
3、调查取证难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刑事上看，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事实上这种调查取证权很不完全。首先，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必须在征得证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其次。律师在向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其一方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既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又要经被害人或其亲近亲属的同意；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当证人不同意提供证据时，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收集调查证据决定权在于检察院、法院，如果“两院”不同意代律师调查取证，那么律师也毫无办法。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呢？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这也是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前提基础。
在我国，辩护律师无论就其行业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法治国家有明显差别。由于辩护律师地位不高，又由于辩护律师业务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导致律师的人身权和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利意识及传统诉讼观念，也是导致律师遭受歧视和迫害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的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的权力维护有苦难言。
虽然目前的《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律师的权利，但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进展不大。如新《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伪证予以规定。在该条规定：“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然而，很多情况下，律师被侦查机关以“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囫囵，被无端的定罪量刑。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很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
上述这些直接导致了我国律师地位低下，人格不受尊重等情况，这其中尤其以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在对产生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不容缓，而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了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但在我国根据法制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要在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下来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要想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就必须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首先要明确辩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由于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或横加阻挠，辩护律师得不到其应具的作用。因此，应将《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取消并修改更改成辩护律师身份的条文。其次是对会见权，通信权的保障。应设定公安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在立法上应强调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起，公安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上应予以保障。再次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1）在调查取证方面，应赋予辩护律师请求法院授予调查权。《律师法》第31条和《刑诉法》第37条对律师的调查权予以规定，但较之前的《律师暂行条列》第7条，这是我国立法的倒退。因此，律师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和证人同意许可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立法上这种限制性规定必须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根据实际案件需要请求法院授权调查权利。（2）在阅卷方面，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预告提供信息的义务，即检察官应向辩护方公开示其将要在法庭审理中作为控诉依据而适用的全部证据，二是开启义务，即检察官有义务使辩护方获得其不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最后要设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刑事诉讼之中，这里所说的在场，主要是指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受到侦讯人员讯问时的在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抑制非法侦查，而且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保持程序的诉讼构造，增强程序的透明度，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多数都承认了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难说与此无关。从抑制违法侦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讲，确立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同时规定在律师未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讯问所得为非法证据不得予以采信。当然，确立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可以根据讯问的紧急性设立若干例外。譬如，对于共同犯罪人在逃的，需要解救人质的，需要立即查找危险品等，由于情况紧急，讯问的进行可以不必等待律师到场，但应通知其辩护律师。
在保护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辩护律师人身权利的保障。在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我们首先应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求的权利。虽然在诉讼中已规定，但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因辩护言论遭法律追究的不在少数，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其次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查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证据的重大的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之一—保障人格。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地实现主要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虽然我们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到。如关于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时赋予辩护律师录音，录像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
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地实现主要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文中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到，如关于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时赋予辩护律师录音、录像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法学工作者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徐静村陈光中江伟.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C].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辩护律师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一个国家法制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是现代化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律师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通过修改律师法来进一步明确和保障律师权利，我相信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这些问题终会解决的。现代刑事诉讼，在控审分离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其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要求。可以说，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来探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必要性。
一、首先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
“现在刑事诉讼正是在保护人权的旗帜下，将增强辩护职能作为刑事诉讼的改革目标”。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核心是辩护权利的保障，即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权利保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键是保障其辩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挥辩护职能的最核心的权利载体就是辩护权，离开辩护权，辩护职能将无从谈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以及人身自由的受限根本无法有效的行使自己辩护的权利。实践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大多是由辩护律师辅助完成的，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就成为人权保障的基础。
二、它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政治的必然要求
刑事辩护制度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缺乏辩护以及忽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法律必然是专制的法律。我国加入WTO后，将会有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或涉外刑事案件要在中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但是，中国目前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现状使得被控人很难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对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予以高度重视，以应对刑事辩护面临的入世挑战。
以上是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必要性的阐述。那么，我国目前律师权利保障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1、会见权难以落实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往往利用强大的职权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具体表现为：一、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或变相批准。二是对一般案件也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会见。三是不及时安排会见，以种种理由拖延安排会见时间。四是限制会见的谈话内容。五是虽然律师法规定在会见当事人时不被监听，但多数情况侦查人员会在场。
2、问卷难
一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交给法院的卷宗中，只有证据目录，没有原始证据或复印件，律师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往往受到检察机关的种种限制。有的不让律师查阅证据和诉讼文书的事实部分，有的只给看鉴定结论不让看技术鉴定材料，有的对律师阅卷的场所和时间作不必要的限制，使律师无法正常阅卷，更没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摘记，还有的规定不论律师是否复印材料，只要阅卷就要收费。
3、调查取证难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人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刑事上看，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事实上这种调查取证权很不完全。首先，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必须在征得证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其次。律师在向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其一方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既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又要经被害人或其亲近亲属的同意；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当证人不同意提供证据时，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收集调查证据决定权在于检察院、法院，如果“两院”不同意代律师调查取证，那么律师也毫无办法。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呢？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这也是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前提基础。
在我国，辩护律师无论就其行业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法治国家有明显差别。由于辩护律师地位不高，又由于辩护律师业务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导致律师的人身权和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和有关司法人员存在的权利意识及传统诉讼观念，也是导致律师遭受歧视和迫害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的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的权力维护有苦难言。
虽然目前的《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律师的权利，但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进展不大。如新《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伪证予以规定。在该条规定：“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然而，很多情况下，律师被侦查机关以“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囫囵，被无端的定罪量刑。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很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
上述这些直接导致了我国律师地位低下，人格不受尊重等情况，这其中尤其以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状况令人堪忧。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在对产生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解决。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不容缓，而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了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但在我国根据法制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要在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下来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要想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就必须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首先要明确辩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由于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或横加阻挠，辩护律师得不到其应具的作用。因此，应将《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取消并修改更改成辩护律师身份的条文。其次是对会见权，通信权的保障。应设定公安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在立法上应强调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起，公安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上应予以保障。再次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1）在调查取证方面，应赋予辩护律师请求法院授予调查权。《律师法》第31条和《刑诉法》第37条对律师的调查权予以规定，但较之前的《律师暂行条列》第7条，这是我国立法的倒退。因此，律师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和证人同意许可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立法上这种限制性规定必须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根据实际案件需要请求法院授权调查权利。（2）在阅卷方面，应当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预告提供信息的义务，即检察官应向辩护方公开示其将要在法庭审理中作为控诉依据而适用的全部证据，二是开启义务，即检察官有义务使辩护方获得其不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最后要设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刑事诉讼之中，这里所说的在场，主要是指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受到侦讯人员讯问时的在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抑制非法侦查，而且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保持程序的诉讼构造，增强程序的透明度，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多数都承认了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难说与此无关。从抑制违法侦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程序公正的角度讲，确立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同时规定在律师未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讯问所得为非法证据不得予以采信。当然，确立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可以根据讯问的紧急性设立若干例外。譬如，对于共同犯罪人在逃的，需要解救人质的，需要立即查找危险品等，由于情况紧急，讯问的进行可以不必等待律师到场，但应通知其辩护律师。
在保护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同时，我们不应忽略辩护律师人身权利的保障。在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我们首先应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求的权利。虽然在诉讼中已规定，但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因辩护言论遭法律追究的不在少数，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其次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查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证据的重大的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之一—保障人格。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地实现主要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虽然我们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到。如关于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时赋予辩护律师录音，录像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
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主要就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地实现主要是通过辩护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并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文中对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到，如关于侦查阶段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时赋予辩护律师录音、录像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法学工作者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徐静村陈光中江伟.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C].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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