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一节 税收与税法
税收的起源·税收（法）的本质·税收和税法的概念
第二节 税法的价值与基本价值
税法的价值的概念与含义·税法的基本价值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第二节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重新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关系·为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由税法公平价值研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立法方面：在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下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执法和守法方面：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为依法治税创造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前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2]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四、五年的时间；[3]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加强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就成了税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因为，其一，唯有奠定坚实的基本理论的基础，才能构筑并建设好税法学学科的大厦；其二，也唯有在税法学基本理论方面下工夫，才能凸现税法学研究与税收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税法学实际上依附于税收学的非正常状况。
笔者之所以选择“税法的公平价值”为题，既欲以不逮之力填补税法学研究目前为止之空白，又图凭非分之心反思税法学之基本理论进而为修正、完善之事。换言之，笔者意欲集研习税法学两、三年来于税法的本质、概念和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收法律意识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所思所想，以“税法的公平价值”一题为点，切入并进而扩展至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5]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其间，虽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6]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本文所探讨的“税法的公平价值”即是上述“契约精神”于税法领域的展现。换言之，笔者是在所谓“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请允许我暂时如此称呼）的基础上展开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索和讨论，并试图由此发散和折射出笔者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问题的若干思考。至于其全面、深入的研究及体系的构建——即税法价值论的形成，则有待于笔者日后在导师提携和学友帮助之下循序渐成。


第一章 税法公平价值研究之基础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前言所述，传统税法学由于支撑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偏误等两大根本原因，逐渐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仍于其理论框架中再行制度注释甚或“理论创新”之举，对中国税法之跨世纪变革，或曰其现代化并无多大裨益。故笔者意欲在所谓“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本题的讨论。而水自源来、木从本出，对现代税法学加以大致描述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从税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税收和税法等基本概念加以界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本文对税法公平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明确作为理论工作者准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1]换言之，本文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探讨，是建立在笔者对税法学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

第一节 税收、税法与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和税法之间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似乎已经成为税法学者应当牢记的第一条规律。[2]因此，在界定税法概念之前明确税收的含义也就成为一种惯例。而本文正是在解决了税收起源、亦即税法本质问题的前提下，来界定税收概念的。

税收的起源[3]

“‘自从恺撒奥古斯都以后，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课税。’（《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事实的确如此，从那时起，世界一直处于‘恺撒时代’”。[4]在税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税”是人与生俱来的义务，而“征税”也是国家顺理成章的权利（力）；但是，这一观念的合理性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最初来源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荷兰伟大的法学家和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全的联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5]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国家起源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按约建立”的“政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包括征税，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够“御敌制胜”。[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辩护人、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时，提到：“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专章（第十三章──笔者注）论述了“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8]而作为社会契约观念集大成者的卢梭（Rousseau）则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对他而言，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9]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看来，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无论如何，纳税和征税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同意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引者注），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10]所以，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或“公共需要”（public necessity）[11]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走向垄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之一的税收和法律手段之一的税法，其经济调节等职能被重新认识并逐渐加以充分运用。今天，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向国际化和全球趋同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在继续加强竞争立法、排除市场障碍、规制市场秩序、维持市场有效竞争，并合理有度地直接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杠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也就满足了人民对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保持稳定的需要。[12]

税收（法）的本质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计划生育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9年4月6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户籍在本省的公民以及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
本省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适用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本条例。
第三条 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实行综合治理。
第四条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享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
第五条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坚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保证人口控制在预定目标以内。
第七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情况，应当作为考核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计划生育事业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乡（镇）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将一定比例的乡统筹费用于计划生育工作；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安排必要的计划生育经费。
第九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计划生育工作，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承办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实施和考核的具体工作；
（三）负责育龄人口的生育管理；
（四）综合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各级计划、财政、公安、民政、卫生、劳动、城建、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各级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和大众传播媒体，应当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协助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群众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宣传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教育和推动村（居）民切实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二条 依法执行计划生育公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碍。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三条 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婚为晚婚；已婚妇女满24周岁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子女。禁止计划外生育。
第十四条 收养子女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严禁借收养子女的名义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生育子女。
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第一个子女经地（市）以上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机构鉴定，患有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三）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或归国华侨的。
夫妻一方经地（市）以上医疗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鉴定患不育（孕）症，依法收养子女后怀孕的，经批准可以生育一个子女。
符合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况要求生育的，或者符合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且夫妻一方或双方为非农业人口要求生育的，由地（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符合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的情况要求生育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只有一个女孩的；
（二）在未被列入移民规划的山区贫困自然村居住7年以上，只有一个子女的；
（三）男到有女无儿家落户、赡养扶助女方父母的；
（四）男方的同胞兄弟或同胞兄弟的配偶，年龄超过30周岁，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鉴定，没有生育能力的。
符合前款第三项规定，女方姐妹多人，二人以上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只批准其中一人。
第十七条 再婚夫妻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二）一方丧偶生育过两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三）双方再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均依法随原配偶生活的。
第十八条 因计划生育政策试点、科学研究及其他特殊情况的需要，根据夫妻双方的意愿，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十九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况生育的，女方必须满28周岁。

第三章 组织和管理
第二十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拟订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人口比例配备计划生育工作专职人员，负责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二条 村（居）民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村（居）民委员会负责。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确定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员，承办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计划生育落实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由其主要负责人负责。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确定计划生育工作专（兼）职人员，承办计划生育的具体工作。
第二十四条 下岗待业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由原单位和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共同负责，以原单位为主；失业等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由现居住地、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
第二十五条 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在子女出生前到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生育登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同时发给其生育服务证。
符合本条例规定申请再生育子女的，由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核实后，报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的批准机关审查批准。符合批准条件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予以批准并发给生育服务证；需要进行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的，不得超过90日。
不符合批准条件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生育子女的，视为再生育子女。
第二十六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要求再生育子女的申请必须严格审查，不得违反本条例规定予以批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申请再生育子女的夫妻出具虚假证明。
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计划生育批准文件的，一经查证属实，批准文件无效。
第二十七条 户籍管理部门应当将新生儿户籍登记的情况定期通报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向户籍管理部门了解新生儿户籍登记情况时，户籍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再生育子女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计划外生育费的管理、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定期公布生育服务证发放、人口出生、计划外生育等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应当及时、准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瞒报、虚报、篡改和伪造计划生育统计数据。
第三十一条 婴儿死亡的，其亲属应当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并提交医疗保健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证明；不能出具证明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查证核实。

第四章 技术服务
第三十二条 省、地（市）、县（市、区）、乡（镇）应当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为育龄人口提供科学、安全、有效、方便的生育、节育、不育等生殖保健服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取得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证。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使用药品，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中的医疗技术人员必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合格证。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应当接受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节育手术常规》的规定施行计划生育手术，保障受术者的安全和健康。
禁止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或个体行医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第三十四条 结婚和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逐步推行婚前医学检查。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普及避孕、节育等生殖保健基础知识，定期向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孕前期、孕产期和落实节育措施等方面的保健服务，已婚育龄妇女应当配合。
第三十五条 夫妻除患有禁忌症者外，一般情况下，已有一个子女的，一方应当采取长效节育措施；已有两个以上子女的，一方应当接受绝育手术；计划外怀孕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
夫妻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告知，并指导其采取安全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已经怀孕的，医师应当告知其终止妊娠。
第三十六条 夫妻一方接受绝育手术后，符合再生育条件要求生育的，由受术者提出申请，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施行复通手术，费用从计划生育手术费中支付。
第三十七条 因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或发生医疗事故的，由施术机构依法承担责任。
因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或发生医疗事故需要鉴定的，分别由计划生育技术鉴定机构和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应当及时、公正地作出鉴定结论。
第三十八条 禁止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但医学上确有需要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避孕药具发放、供应的管理，会同药品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等部门对避孕药具经营活动进行检查、监督。
禁止非法经营避孕药具；禁止经营假冒伪劣避孕药具。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四十条 符合晚婚规定的，享受婚假1个月；一方晚婚的一方享受，双方晚婚的双方享受。符合晚育规定的，享受产假4个月；产假期间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享受产假6个月。婚假、产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
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农业人口，实行晚婚或晚育的，免去一方或双方1年的集体义务工。
第四十一条 夫妻只生育或收养一个子女，并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享受下列奖励和优待：
（一）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起，到独生子女16周岁止，按月各发给夫妻双方不低于10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具体奖励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二）其子女入园、接受义务教育、就医等费用，可以由双方所在单位给予补贴。
（三）退休时可以由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四十二条 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农业人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除享受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奖励和优待外，还享受下列优待：
（一）优先列为脱贫或致富对象，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
（二）农业、林业、水利、科技、供销等部门在技术服务、提供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予以优待；
（三）在劳务输出或招工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其家庭劳动力；
（四）免去夫妻一方5年的集体义务工；
（五）优先批给宅基地；
（六）增加一人份的村民福利分配份额；
（七）其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减免杂费；
（八）其子女参加本省招生或招工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九）女方满40周岁的，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为是农业人口的一方或双方办理养老保险，费用从乡统筹费和计划外生育费中支付。
第四十三条 夫妻一方接受绝育手术的，术后休假2至3周，需要另一方护理的，经施术机构证明，给予护理假2周；休假和护理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受术者为农业人口的，免去其1年的集体义务工。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人口，已有两个女孩，一方接受绝育手术的，可以参照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至第九项的规定给予优待。
第四十四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自愿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子女满10周岁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一次性奖励1000元至3000元。
第四十五条 夫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享受各项优待和奖励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收回证件，并追回全部优待和奖励所得。
第四十六条 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所在单位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
第四十七条 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指标的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以及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八条 对计划外怀孕、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据实举报的人员，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限制和处罚
第四十九条 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况和第十八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20％，合计征收7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其总额不得低于5000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按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40％，合计征收14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其总
额不得低于20000元；生育三个以上（不含本数）子女的，加重处理。
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但未经批准生育的，征收1000元至30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
第五十条 非婚生育或借收养名义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生育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加重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收养、送养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再生育子女的，除缴纳计划外生育费外，在限制期间还应当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二）第一项规定以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晋职、晋级、评模、评奖，并给予降级以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担任领导职务的，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三）不得录用、聘用为国家工作人员；被录用或聘用的，予以辞退。
（四）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宅基地使用面积；在村民委员会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的，依法予以罢免或辞退。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限制7年，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限制14年，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限制期间从计划外生育费征收决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采取长效节育措施或计划外怀孕的，由本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批评教育，限期采取措施，并在规定期限内对夫妻双方按月各收取100元的保证金，直至采取措施。采取措施后，所收保证金全部退还当事人。
计划外怀孕超过规定期限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比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征收2000元的计划外生育费。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2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非法经营避孕药具或销售假冒伪劣避孕药具的；
（三）未取得合法资格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为他人摘取节育器或擅自为他人做输精（卵）管复通手术的；
（二）做假节育手术或出具计划生育假证明的；
（三）弄虚作假骗取计划生育批准文件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还应当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 对当事人的再生育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不予审查或不严格审查，批准其生育的，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徇私舞弊批准他人生育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降级以上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倒卖计划生育批准文件的；
（二）伪造、篡改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三）贪污、挪用计划外生育费或计划生育事业费的；
（四）玩忽职守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二）侮辱、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故意毁坏其财物的。
第五十八条 未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指标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不得评为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并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5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未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指标的各级人民政府，当年不得评为先进，主要负责人不得晋职、晋级；连续两年没有完成上述指标的，对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直接管辖范围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的；
（二）授意弄虚作假，造成计划生育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的；
（三）提拔任用计划外生育人员的；
（四）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六十条 对按照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决定或处罚决定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征收或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1989年9月22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9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