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实际损失如何确定

汪良富等与株洲市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后，承包人依法应当返还实际施工人所缴纳的合同保证金和质保金，以及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若当事人主张对因合同解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的，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法院不予支持。
2009年5月8日，两原告汪良富、熊太平作为乙方与被告罗佳及案外人王异军作为甲方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的委托人签订了一份《劳务承包合同》，两原告与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在诉讼中主张向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交纳了合同保证金(质保金)100万元，两原告分别提供了收款人为被告罗佳，并盖有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或株洲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三份和收条一份，两原告向被告交纳劳务分包合同工程保证金后，因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合同一直未履行，故两原告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签名并盖有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印章的劳务分包合同亦未履行。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履行合同实际损失额的确定问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向被告交纳了工程保证金，因合同并未履行，且两被告未及时退还两原告保证金，故两原告确实产生了保证金的利息损失，因签订合同的签订双方均存在过错，两原告产生的保证金的利息损失理应由原告与被告双方负同等责任平均分担。两原告的损失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剩率计算较为恰当，两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因该项目实际造成的损失，包括厂房租金、搅拌机购置，材料费用及人工工资等18万元的证据材料不充分，两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且两被告不予认可，加之两原告主张的损失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是因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项目所产生，故两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上诉称自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之后，已为该合同项目的履行包括厂房租金、购置搅拌机、材料费及人工费共计实际造成损失18万元损失，但从本案上诉人所提供的损失清单中来看，包括“送货清单”、“销货清单”、“送货单”、“房租、水电、物业费”等票据，均系非合法有效票据，法院无法确认上诉人损失依据的有效性。而上诉人所缴纳的保证金或质保金的法定利息损失是明确的，一审法院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58549元，依法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确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利息部分损失的民事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定。

二、案件来源
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法院(2011)株县法民一初字第49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四终字第131号

三、基本案情
　　2009年5月8日，两原告汪良富、熊太平作为乙方与被告罗佳及案外人王异军作为甲方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的委托人签订了一份《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两原告为株洲顺鑫佳园三期工程提供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了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筑面积，承包方式及范围，分包工作期限等具体事项。该合同第14条还就保证金的交纳和退还方式作了特别规定，即：“签订本合同后，由乙方（即两原告）向甲方(即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交保证金共计贰百万元。交纳方式：合同签订时，乙方交付贰拾万元整到建筑公司财务，????”进场7天内付足总额贰百万元整到甲方指定的建筑公司财务帐上。”“2009年5月20日，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作为乙方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顺鑫佳圃三期号住宅楼合同》，该合同约定：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乙方承担施工。该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中的第1项规定：本合同签订时，乙方自愿交50万元信誉保证金给甲方，待基础验收后退20万元，其余在竣工验收前一次清退。被告罗佳在上述《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合同》乙方的委托代理人栏签名。合同签订后，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向该合同向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纳了信誉保证金50万元。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工程项目至今并未履行。两原告与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在诉讼中主张向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交纳了合同保证金(质保金)100万元，两原告分别提供了收款人为被告罗佳，并盖有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或株洲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三份和收条一份，分别是：汪良富于2009年5月8日交纳的顺鑫佳园三期质保金20万元(提供的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汪良富于2009年6月5日交纳的质证金55万元（提供了原件)，熊太平于2009年8月5日交纳了信誉保证金20万元(提供了原件)，熊太平于2009年8月11日向被告罗佳交纳了5万元(提供了收条复印件，未提供原件)，在诉讼中，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和被告罗佳认可两原告提供了原件的75万元，不认可两原告提供复印件的25万元。两原告向被告交纳劳务分包合同工程保证金后，因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合同一直未履行，故两原告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签名并盖有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印章的劳务分包合同亦未履行，故两原告以诉称理由诉来本院，请求本院依法判如所请。
　　另查明：l、被告鸿泰建筑公司通过他人介绍与被告罗佳认识，顺鑫佳园三期工程业务本来是被告罗佳揽下来的，被告罗佳再将该业务介绍到鸿泰建筑公司，然后以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名义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合同，被告罗佳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上以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署名，据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在庭审中称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当时有意向让被告罗佳任项目负责人来修建该工程。
　　2、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楼合同后，被告罗佳因涉嫌犯罪被立案查处，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终止了与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之间的合同。故双方就该合同约定的工程顼目一直未履行。
　　3、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向被告罗佳交纳保证金中，两原告与被告罗佳均认可其中有50万元交给了被告鸿泰建筑公司。
　　4、两原告向被告交纳保证金后，两被告均认可原告熊太平分三次在被告罗佳手中以支付民工工资和民工生活补贴名义领取现金25万元；
　　5、两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主张因合同纠纷造成了两原告损失18万元，并提供了损失的相关证据材料，但两被各均不予认可。
　　
四、法院审理
原判认为，本案系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两被告是否是本案合同纠纷的相对方？是否应该对两原各诉请的保证金100万元承担偿还责任？二、两被告是否应该对两原告诉请因合同纠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别评述如下：
　　一、两被告是否是本案合同纠纷的相对方？是否应该对两原告诉请的保证金100万元承担偿还责任?
　　原告汪良富、熊太平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为委托人的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于2009年5月8日签订《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劳务分包合同》后，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又于2009年5月20日与株洲新住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顺鑫佳园三期号住宅合同》，且被告罗佳在该合同乙方（即鸿泰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栏签名，加之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在诉讼中承认有意向将顺鑫佳园三期工程交由被告罗佳具体实施，故此，本院可确认被告罗佳与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之间建立起了挂靠关系。由此可认定，两被告应为本案合同纠纷的相对方。依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劳务分包合同向被告罗佳交纳工程保证金，两原告提供了交纳保证金的原件(即汪良富于2009年6月5日交纳保证金55万元的株洲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一份，熊太平于2009年8月5日交纳质保金2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份)两份，被告罗佳对此予以认可。两原告还提供了交保证金的复印件（即汪良富于2009年5月8交纳顺鑫佳园三期保证金20万元的株洲市往来结算统一凭据一份、熊太平于2009年8月11日交纳5万元的收条一份)两份，被告罗佳对此以两原告未提供原件为由不予认可，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以收款人均为被告罗佳，该公司未收过上述款项为由予以抗辩，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对被告罗佳认可的以被告罗佳为收款人的两原告提供了原件的25万元应予确认，对罗佳不认可的以被告罗佳为收款人的两原告提供的复印件25万元，因两原告没有提供原件，且被告鸿泰建筑公司对复印件不予质证的抗辩理由成立，故本院对两原告提供复印件的两份凭据(往来统一凭据和收条，金额为25万元不予确认。诉讼中两原告和被告罗佳均认可两原告交纳的保证金中有50万元交给了被告鸿泰建筑公司，结合本案案情，对此事实本院可予确认。两原告交纳保证金后，原告熊太平又分三次以发放民工工资和支付民工生活补贴为由从被告罗佳手中支取现金25万元，此事实有被告罗佳提供的证明和原告熊太平出具的三份领据相互印证，被告鸿泰建筑公司亦予认可，故本院应予确认。
　　综上，本院可确认两原告向被告罗佳交纳了工程保证金75万元，其中有50万元交给了被各鸿泰建筑公司，另外25万元已由原告熊太平支取，目前两原告交纳的保证金尚有50万元未能收回。原告汪良富、熊太平以自然人名义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为委托人的尚未经批准成立的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贵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签订《顺鑫佳园三期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合同双方均不具备主体资格或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依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两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经本院审核确定两被告应返还两原告保证金50万元，故两原告的诉请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份的诉请，因两原告举出的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且两被告均对复印件不予质证或不予认可，且被舍罗佳举证证明原告熊太平已从其手中支取现金25万元，两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故两原告超出50万元部分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两被告是否应该对两原告诉请因合同纠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汪良富、熊太平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为委托人的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向被告交纳了工程保证金，因合同并未履行，且两被告未及时退还两原告保证金，故两原告确实产生了保证金的利息损失，因签订合同的签订双方均存在过错，两原告产生的保证金的利息损失理应由原告与被告双方负同等责任平均分担。两原告的损失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剩率计算较为恰当，据此认定两原告的利息损失为58549元，该损失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29274.50元。故两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双倍利息117000元，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因该项目实际造成的损失，包括厂房租金、搅拌机购置，材料费用及人工工资等18万元的证据材料不充分，两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且两被告不予认可，加之两原告主张的损失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是因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项目所产生，故两原告诉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罗佳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负连带责任返还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工程保证金50万元整。二、由被告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罗佳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汪良富、熊太平工程保证金的利息损失29274.50元。三、驳回原告汪良富、熊太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鸿泰公司应否退还上诉人缴纳的合同质保金数额为100万元、赔偿利息损失117000元以及赔偿合同项目实际损失费18万元等为本案二审当事人纠纷的讼争焦点。
　　一、本案纠纷当事人分包合同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两上诉人汪良富、熊太平以自然人名义与以被告罗佳、案外人王异军为委托人的尚未经批准成立的株洲鸿泰建筑有限贵任公司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签订《顺鑫佳园三期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合同双方均不具备主体资格或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且双方对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已无履行的可能和必要，故该合同依法应当解除。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诉争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诉人所缴纳的合同保证金和质保金，以及根据过错承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
　　二、本案上诉人所缴纳保证金和质保金的数额认定问题
　　本案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09年5月8日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两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四笔向两被上诉人缴纳的费用证据来看：1、2009年5月8日被上诉人“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财务章”开具由汪良富缴纳的质保金20万元，系票据复印件；2、2009年6月5日被上诉人“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财务章”开具由汪良富缴纳的保证金55万元，系票据原件；3、2009年8月5日被上诉人“顺鑫佳园三期工程项目部财务章”开具由上诉人熊太平缴纳的质保金20万元，系票据原件；4、2009年8月11日由被上诉人罗佳收到上诉人熊太平现金5万元，系白收条复印件。上述四笔收款票据中，系原件票据的金额有第2笔和第3笔，共计金额75万元，为有效票据；且与被上诉人罗佳于2010年5月16日证明在上诉人汪良富手中共收到现金75万元相互佐证。第1笔和第4笔为票据复印件，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所以依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因该两项票据的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事实的依据，本案又无其他有效关联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两项复印件票据金额本院不予确认。另上诉人熊太平自签订合同后从被上诉人罗佳手中领回25万元，可以抵扣两上诉人所缴款项的本金。因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现金共计75万元，减去上诉人已经领回的现金25万元，最终认定两上诉人尚有保证金50万元保证金的认定的事实本院无异议，予以认可。
　　三、本案上诉人履行合同实际损失额的确定问题
　　上诉人上诉称自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之后，已为该合同项目的履行包括厂房租金、购置搅拌机、材料费及人工费共计实际造成损失18万元损失，但从本案上诉人所提供的损失清单中来看，包括“送货清单”、“销货清单”、“送货单”、“房租、水电、物业费”等票据，均系非合法有效票据，本院无法确认上诉人损失依据的有效性。而上诉人所缴纳的保证金或质保金的法定利息损失是明确的，一审法院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58549元，依法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确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利息部分损失的民事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定。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在某种层面上可以上升为一种道德问题，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展开不同角度的分析，可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较全面的定位与定性，从而为更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依据和原则。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三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行为是一种侵犯公众利益的负外部性行为，是一种同时侵犯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侵权行为，也是一种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的短见自利行为。

　 ［关键词］环境污染行为　负外部性　侵权性　社会责任


　　环境污染行为是指企业、其他组织体以及个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质量的破坏，并因此给他人人身、财产几整体环境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长期以来各国对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化标准以及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政府失灵??即政府环境政策、决策失误，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督失效及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不正义分配等——的存在，使本应有污染产源企业内部承担的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再加之各国早期普遍坚持的经济优先道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峻，甚至已上升为环境危机的高度，已经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适当的深入研究，为防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实践性依据。

　　一、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负外部性与“公有地悲剧”

　　现代经济学一般原理认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但这也仅是“通常”而已，因为还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与市场势力因素的作用，市场会面临“失灵”。其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当社会个体从事一种影响其他相关社会主体福利，但对折中影响既不支付对价，也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或行为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ternality）。与此相应的，上述影响如果是积极性的，即对“旁观者”有利的情况下，就构成正外部性，如植树造林的绿化行为等；相反，若个体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利影响又不被强制补偿时，就构成了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行为的行为主体一般是在市场中从事产品生产或交易活动的企业，目的是获得最大利润；企业活动所投入的车工年本仅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总和，而在营利过程中起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利润的实现不会产生影响，即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了全社会的“免费的午餐”。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典型的市场负外部性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外部性的一个结果或表现是公有资源（common resource）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现象。经济活动中，各种物品依据本身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两个特点为标准，可以划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与自然垄断四类。其中公有资源指的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典型的内容包括清洁空气、水等要素资源。公有地悲剧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利用公有资源时，他的行为减少了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而且由于其本身的负外部性特征，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最终使社会其他主体享有公有资源利益的权利被严重侵犯。环境污染行为本质上就是污染企业无偿地或优惠地（在支付一定排污费后）占用公有性的环境资源的行为，是对社会其他成员应有权益的剥夺与侵犯。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属于环境领域内的“公有地悲剧”，需要适当的强制性干预来解决。

　　二、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学角度分析

　　（一）违法性分析

　　判断某一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之一，是看该行为是否侵犯了法律所明确赋予公民和组织体的权利及其受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所保护的正当利益。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侵害了他人权益的，该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为本身法律并未明文禁止，但当其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时，该行为同样具有违法性，即使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行为只要是造成了法律将作否定性评价的损害后果，即使并未超出法律所限定的范围，该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现实中环境污染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污染行为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内进行的，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根据上述原则，应将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作广义理解，即“凡是造成环境资源危害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只要造成了损害事实，从民法上看就已属于违法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各国对于环境污染行为采取的是有限制的禁止原则，即法律仅当污染行为造成确定的权益损害之后，才对其进行惩罚性约束或采取直接禁止措施，而对一般的污染行为只要其未超出一定标准， 并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后，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消除污染行为，而只有采取相对折中的方式来暂时维护法律的正义性。

　　此外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既包括一般的违法性，也涵括犯罪属性，按照受调整的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民事侵权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划分的程度标准是依据行为自身的特点和属性以及其侵犯的社会秩序利益的大小。

　　（二）侵权属性分析

　 1.环境污染行为的公益侵权性质

　　传统的环境法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具有可分割性以及特定范围下的独占性，因而可以作为所有权的对象为各社会成员占有和处分。这种观念的盛行，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环境要素成本排除在企业发展成本之外，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从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激剧与频发，环境污染越发严重，环境危机已日益危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针对环境的不断恶化趋势，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新的环境保护理论，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的性质，同时环境责任的概念也日渐明晰。具有开创性与基础性的理论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的新的环境权利义务理论体系。萨克斯的环境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全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如水、大气阳光等是人类公有（或公共所有）的资源，而不应再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任何人不得为私人利益而破坏这一共有资源利益，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公共信托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所有共有人为了合理地支配和享有这一“公有财产”而以委托人的身份将其委托给国家这一契约共同体管理，因而国家作为受托人，须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岁共同权利人负责，不得滥用管理权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环境资源或环境利益因其公共性和共有性以及间接获得的国家强制保护性特征，而具有了一定的公益性；也即环境利益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环境公益，或称环境公共利益。环境资源这方面的特征使其具有了排除个人、企业及政府行政侵害和不当干预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社会主体的环境污染行为都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属于公益侵权的范畴，是对公众正当利益的漠视与剥夺，具有较强的应受惩罚性。因此环境污染行为具有公益侵权的性质。

　　2.环境污染行为的私益侵权性质

　　如前所述，环境资源因其公共性、共有性而具有整体性的公益性质，但公共利益的维护在经由国家公权力保护的同时，还可通过私权确认与保护的方式实现，即环境利益可以有两方面的层次结构形式，一为环境公益，一为环境私益。环境私益，可以理解为“私人环境利益”，指每个公民依据其自然人的身份而平等享有的对自身生存、发展必不可少良好环境要素进行占有、利用方面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经法律调整与确认后，即产生由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环境权，且此种权利性质上属于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其内含包括主体对权利对象——特定环境要素（或利益）——的占有、使用的自由以及对侵犯或干涉权益行为的排除效力。与实体环境权相对应的还有程序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如参与环境决策权、环境监督权、知情权等。程序性环境权一方面是基于确保实体性环境权的实现而产生；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属性，使得每个公民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共有环境利益完整而不受侵犯，因此，自然派生出公民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存在享有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必要。将公民程序上的环境权利与实体上的环境权利相结合，就构成了整体性的公民环境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权利性质的公民环境权并不是对环境利益的公益性的否定或排斥，而只是对环境公益保护的一种手段和实现机制，法律通过赋予公民实体上与程序上的环境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活动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并同时还能发挥一定程度上的激励作用，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并最终能够维护环境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既然公民享有正当的环境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具有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因而环境污染行为因破坏了为公众共同所有的环境公共资源，不仅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同时也侵犯了私益性的私人环境权利，即具有了私益侵权的性质。

　　三、环境污染行为性质的法社会学角度分析

　　按自由主义法学的观点，个体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元，通过个人的简单集合与相互联系而组成社会实体，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社会团体）和社会机构均体现为个体的派生形式和集合形式，是个人某种共性的简单抽象。 在这个实体社会中，个体（包括个体的简单集合—共同体）一方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享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与行动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整体这一公众共同选择结果中的一分子，个体的自由又是有其基本底线的，即个体自由的界限以不侵犯或干扰其他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标准（这不仅仅指法律要求下的限度，还包括道德、规律等其他价值要素的约束），同样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以侵犯他人利益的方式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全社会的公益为代价。现实中在一定情况下，企业可以视为自然人个体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结合成的实体，本质上是一种人合关系的体现，因此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同样地适用于企业（及其他组织体）；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须时刻遵守其固有社会底线而不可逾越，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来扩大本体的利益。在环境法视角下，企业的上述行为约束准则，可以表述为，企业的营利行为不能有损环境资源的完整性和重复利用性，同时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消除对公共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免对其他公民权利及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企业在通过利用社会组织这一机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还负有需对价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定份额的社会必须公共产品等。因此企业的环境污染污染行为是对社会成员正当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社会组织原则的违反，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推导下去，企业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放任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的发生，在损害其他个体和社会整体的权益（甚至是安全）之后，必然导致实体社会运行效率及预期利益的下降，最终会影响和制约其本身即作为社会个体成员之一的污染企业的利益的增长与实现。所以说，企业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本质上也是对自身发展的不负责任，长远下去必将殃及自身。

　　四、结语

　　通过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角度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本质上环境污染行为之所以具有应受非难性，是因为它侵犯了一种以由公众享有的自然环境资源为外观表现形式的特定利益；这种利益，笔者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关乎人类生存的利益，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追求自由选择生活的利益。因此，必须将环境污染行为限制在最低限度内，以该行为不在具有侵犯他人正当权益与自由为界限。限制的方法可以有上述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途径，但因经济的方法、社会学上的方法缺少必要的强制力要素，更多的是集中于道义上的谴责和呼吁，不能够起到有效地遏制作用，故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须主要依靠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通过法律的调节作用，使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55

[2]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