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奸犯罪的一次假设

前几日与以前的同学来了一次聚会，酒桌之上一时间回忆伴着醇酒大家很快就有些醺醺然了。桌上东倒西歪的人都是“法匠”，聚在一起难免有点职业病爆发，接着酒劲儿，一个个吹着牛皮，编着故事，都想凭空捏造些疑难案件出来让对方本一杯酒警告的一台糊涂的大脑彻底的瘫痪。应付着连绵不绝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大脑的神经不知道怎么搭的突然有一个荒诞的想法进入了存储器，随后就脱口而出：如果一个某男对某女觊觎已久，本着强奸的目的，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某女和他办理结婚登记，然后发生性行为，该如何认定。
关于这个案例我们不讨论现实生活中能不能发生，也不去追究这种荒谬的案例能否给司法实践已准确的指导和给法理提供何种有益的帮助；同时我们也不去探究怎么样的办事人员会糊涂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去签发结婚证。我们单纯的作一次推理的游戏，只是从刑法的理论和法条现实出发。
首先，如果使用暴力强迫他人进行婚姻登记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这不是假设的关注点，问题出在某男完完全全是出于强奸的目的来使用暴力迫使某女和他婚姻登记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和强奸的法定刑不一样，而且从程序角度前者是自诉案件。如果在这种假设之中完完全全就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定罪、量刑的话无论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民法之中有一个概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无效，刑法中没有一样的概念但是有相似的概念应用的痕迹——如果行为人是一犯罪目的结成单位的就不以单位犯罪认定。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突破这层有利于某男的形式而直接进入到某男对某女性侵犯上来呢？
其次，如果上面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婚内到底有没有强奸。有很多学者是不赞同婚内强奸的说法的，因为从法律角度出发配偶权（虽然还不是我国的法律概念但是在法理层面上已经是通说）就已经包含了双方性行为的交付的自愿；更多的时候，尤其在我国，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性行为是不能够直接进入刑法的调整视野的，如果真的出现了一方使用暴力迫使配偶与之发生性关系，情节十分恶劣的话，刑法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比方说故意伤害。笔者考虑这可能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司法传统，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夫妻之间的性事还是隐私之中的隐私，鉴于取证的多种角度，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婚内强奸的认定虽然已经有了实际的判例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指导性的影响。
在挖深一点，如果没有婚内强奸的支持那么，是不是既是我们突破某男的合法形式也不能够进一步追究他更恶略的行为了呢？关于这一点，笔者到是有一点看法。刑法是评价人行为的法律，而且刑法是评价人的恶的行为的法律，衡量的标准来自于行为对于社会的破坏程度、社会关系的恢复程度、以及社会对于行为的容忍程度。进入刑法调整、规制范围的，出现在现行刑法条文中的行为都是从不同程度上危害到了社会的，但是从法定刑的考量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对这些行为的容忍度是不同的；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就是有的法益更为重要。在出现竞合的情况下刑法总是首先着眼于保护更重要的法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想象竞合、吸收犯的处罚中得到作证。当然，刑法理论中现在的竞合情形都不适用于本文的假设，因为现在刑法理论中的竞合情形都要求行为人的行为都触犯了刑法，而本文的假设却恰恰碰到了婚内无强奸这堵南墙。在这里，笔者的观点不是在行为符合了刑法规定，基本明确了罪名，在最后处理上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究竟是想象竞合还是吸收的选择；笔者认为这是刑法适用的时候选择，笔者对于本文假设的处理看法是，借助于法益有轻重急缓之分把选择的时间提前一点，从法定刑的设置我们很容易区分国家对于强奸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法益评价的不同，既然刑法是处罚人的恶的行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突破某男的采用的合法形式，直接评价他的恶呢？这并不以背离罪刑法定为代价，因为刑法中已经存在了相应的罪名，只要揭破某男的合法形式就可以完成，并没有类推出什么新的罪名。
即使没有系统学习过刑法的人也不会对于这种假设麻木不动，反而是有了刑法知识的人缩手缩脚，生怕触动了罪刑法定的界限，冒了刑法层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不韪。民众有着天然的衡平之心，如果刑法的应用偏离了民众，那么错的一定不是民众的判断。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发布《鄂州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鄂州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办法（试行）》经2010年第14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鄂州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纠纷调解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化解医患矛盾，维护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当事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检查、诊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本市区域内产生的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置，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医疗纠纷的处置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开发区）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作为第三方调解处置医疗纠纷的机构，负责调解处置辖区内发生的医疗纠纷，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医疗纠纷；
　　（二）调解医疗纠纷，提出处置意见、建议，防止医疗纠纷激化；
　　（三）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
　　（四）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医疗纠纷，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
　　（五）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
　　（六）向患者及其家属或者医疗机构提供医疗纠纷调解咨询和服务；
　　（七）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医疗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第六条 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应当积极支持医调委的工作，妥善处置涉及本辖区的医疗纠纷。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和调解处置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依法处理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依法对医调委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和行业协会应当支持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依法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协调和指导。
　　新闻媒体应当客观公正地报道医疗纠纷，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第七条 医调委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建，其工作经费、调解员的补贴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库。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由医调委聘任。
　　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各类公立医疗机构按照注册资质或业务量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积极争取其他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招投标或者其他方式确定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在保险合同的范围内，承担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发生的赔偿。
　　参保医疗机构的保险费用从业务费中列支，按规定计入医疗机构成本。医疗机构不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而提高现有收费标准或变相增加患者负担。
　　第九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启动医疗纠纷处置预案，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根据预案的职责要求，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及时将医院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并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二）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封存和启封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请，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尸检；
　　（四）告知患者或其家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方法、程序和机构，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
　　（五）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应在医疗机构专门接待场所进行。患方参加协商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六）处置完毕后，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处置情况。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发生医疗纠纷的报告后，应按下列程序处置：
　　（一）责令医疗机构积极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必要时当即派人赶赴现场；
　　（二）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引导医患双方妥善解决纠纷；
　　（三）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医疗事故处理申请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
　　第十一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纠纷：
　　（一）双方自愿协商解决；
　　（二）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处理申请；
　　（三）向医调委申请调解；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要求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一般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患方要求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上，经医患双方协调三次以上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可以向医调委申请调解。
　　第十三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患方可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医疗事故处理申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鉴定后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对医患双方当事人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医调委应当在3日内予以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告知医患双方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患双方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医调委不再受理其调解申请。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
　　受理调解申请后，医调委应当分别向医患双方当事人询问纠纷的事实和情节，了解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及其理由，根据需要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做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
　　医调委在调解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告知医患双方当事人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十五条　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应当指定1名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根据需要可以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主持人提出回避申请的，经医调委审查认定，对调解主持人与当事人确实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调解关系的，医调委应当调换调解主持人；
　　（二）召集医患双方当事人到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调解；
　　（三）医患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聘请律师参加调解；
　　（四）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促使医患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
　　（五）根据医患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制作调解协议书。
　　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1个月内调结。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再延期1个月。调解到期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经医调委依法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医患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遵守并履行。
　　第十七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如实向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提供医疗纠纷的有关情况，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调查核实。
　　医疗纠纷经医调委依法调解达成协议后，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范围内及时支付赔付金。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加强对所属医务人员的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医疗安全。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操作诊疗规范，保护患者隐私，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 患者及其家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维护医疗秩序；
　　（二）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
　　（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四）发生医疗纠纷后，依法表达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接到关于医疗纠纷的治安警情后，应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处置现场发生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四）对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其家属拒绝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经劝说无效的，公安机关有权责令其家属将尸体移送太平间或殡仪馆；
　　（五）保障参与调解处置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未按本办法规定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发生纠纷后未按照预案处置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由行政问责机关按规定实施行政问责；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人事或公务员管理部门依规定实施；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占据医疗机构、调处中心及其他机关和组织诊疗或办公场所，寻衅滋事的；
　　（二）扰乱医疗秩序情节严重的；
　　（三）阻碍医务人员和参与医疗纠纷处置的工作人员正常工作，实施侮辱、威胁、殴打或者侵犯他人人身自由行为的；
　　（四）破坏医疗机构、医调委及其他机关和组织的设备、财产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五）其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违反本办法，拖延赔付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医疗纠纷调解处置应纳入各级政府综治维稳工作的考核和奖惩范围。
　　第二十六条　省直企、事业单位及所属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置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指患方，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其委托代理人。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0年12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