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郴政办发〔２００８〕７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九月五日
郴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前款所称工作人员，包括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效能，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责任的活动。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本市各级政府及各部门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政，认真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各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完善和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执法责任制、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绩效考核制、过错责任追究制以及层级监督制度等各项行政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应当做到公开、公平、便民、高效、诚信。
第六条 行政问责坚持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实事求是、公正公平、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不得用行政问责代替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问责的范围
第七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事项，不按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决策的；
（二）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未按规定进行专家咨询论证或可行性论证的；
（三）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四）违反决策程序，超越部门权限擅自决策，或应当由上级机关决策的事项不按规定程序提交上级机关决策而擅自作出决策的；
（五）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责任事故或财产损失、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环境破坏，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干扰和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六）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的；
（七）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免、退、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决定的；
（八）其他违反行政决策规定，造成工作失误或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
第八条 行政机关在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不贯彻落实或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或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二）对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目标和交办事项，消极应付，措施不力，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影响政府工作整体推进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四）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指出的错误不积极研究解决或纠正的；
（五）拒不执行或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的；
（六）拒不执行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作出的决定，或无正当理由不采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的建议的；
（七）在上级机关安排部署的中心工作和专项检查中，牵头责任单位不认真履行职责，或参与责任单位不配合，工作脱节，推诿扯皮的；
（八）包庇、袒护、纵容或指使、暗示有关部门或人员不认真执行上级行政决策，拒绝、拖延提供与行政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九）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或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的；
（十）未按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社会发布政务信息的；
（十一）其他违反有关行政决策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管理服务职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或者瞒报、迟报工作情况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失误的；
（二）迟报、瞒报、谎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或者发生突发事件时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处理和组织实施有关救援工作的；
（三）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及时报告，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失当，甚至压制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如实上报情况和及时处置，导致可以避免的影响和损失未能避免的；
（四）对存在隐患的矛盾纠纷应当排查而未排查出，导致民转刑案件、非正常上访或群体性事件发生的；
（五）防范、整治公共安全不力，或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发现后不依法采取措施或督促整改不力，导致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的；
（六）制定和发布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的；
（七）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采取行政措施违法或不当引发集体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或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九）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发生信访人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及其他重大影响行为造成后果的；
（十一）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十二）因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流产，或直接负责管理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三）截留、滞留、挤占或挪用国家税款、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或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四）对有法定依据提请支持、配合、协助的有关事务不支持、不配合、不协助，或互相推诿、扯皮的；
（十五）因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违反工作纪律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六）无法定依据强行要求行政相对人接受中介服务，或对有法定依据需要中介服务违法指定中介机构的；
（十七）擅自将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下属单位、中介组织、企业等非法定主体行使，或者把属于行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移或委托中介机构搞有偿服务或者从中介机构获取利益的；
（十八）无法定依据要求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人力和其他服务的；
（十九）由于监管不力，致使本机关多次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失职、渎职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
（二十）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或其他违反管理工作规定，导致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群众进京赴省到市非正常上访，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行政机关在内部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未遵守首问责任制，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认真受理和办理，或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告知办理途径或不转送相关部门，延误工作的；
（二）未遵守岗位职责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限完成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的；
（三）未遵守限时办结制，无正当理由未能在法定或承诺时限内办结行政管理事项的；
（四）未遵守服务承诺制，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五）未遵守公开办事制，不依法或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公开与告知义务的；
（六）未遵守责任追究制，对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放任不管，对本机关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或者对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七）未遵守保密工作制度和档案印章管理制度，泄露国家秘密及行政相对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或者违反规定擅自对外发布公文，或者将禁止公开的信息擅自公开的，或者保管文件、档案、案卷不善致使文件、档案、案卷损毁或者丢失、泄密，将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据为己有，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公章的；
（八）未遵守公文管理制度，向上级报告或者对外发布有关情况，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
（九）不履行层级管理职责，越级安排部署工作导致工作失误，或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延误工作的；
（十）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机关，在接到信访部门的交办、转办件（函）后，对初信初访事项不闻不问，故意拖延，导致由信变访、发生越级进京赴省到市非正常上访的；
（十一）未遵守工作程序规定，按规定应当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事项，不按规定时限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
（十二）未遵守工作纪律，工作时间擅离职守、上网玩游戏或炒股、未经请假办理个人事务的；
（十三）违反干部人事制度和机构编制法规，选拔任用干部中用人严重失察、失误的；不服从组织分配，不接受正常的岗位调整和工作安排的；
（十四）在重要的接待公务中不依照规定的礼仪要求或言行举止不当，或者在执行公务不按规定出示证件、不表明执法主体资格身份，或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的；
（十五）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十六）其他违反内部管理规定，贻误行政管理服务工作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的审批、备案和登记）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实施行政审批的；
（二）违反规定擅自增加、取消或者停止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
（三）擅自增设行政审批程序、审批条件或申请人义务的；
（四）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时，不开具有效书面凭证的；
（五）违法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审批的；
（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七）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作出准予行政审批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八）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行政审批或者不在法定或者承诺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的；
（九）擅自变更、延续、撤销行政审批的；
（十）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且应当颁发行政审批证件，而不向申请人颁发合法、有效行政审批证件的；
（十一）己受理申请材料，无正当理由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的；
（十二）未按规定实施统一受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行政审批的；
（十三）在实施行政审批后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或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的；
（十四）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十五）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单位未在收费场所公布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等内容的；
（十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十七）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十八）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九）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审批，而违反法定程序的；
（二十）利用行政审批搭车收费，或将非强制性征收变成强制性征收的；
（二十一）向申请人乱摊派、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或索取、收受申请人财物以及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十二）其他违反行政审批工作规定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征收（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实施征收的；
（二）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时限实施征收的；
（三）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四）不当场开具合法专用票据的；
（五）应当实施征收而不予或不按规定要求征收，或对法定的减、缓、免等征收优惠政策不落实的；
（六）应当公示而不按规定公示征收的项目、标准、依据的；
（七）将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服务的；
（八）对法定的有偿服务项目，只收费而不提供服务，或只提供部分服务的；
（九）将应由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检验等有偿服务变成强制性有偿服务的；
（十）其他违反征收工作规定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超出法定范围实施检查的；
（二）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实施检查的；
（三）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
（四）不按规定将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归档的；
（五）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六）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规和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责令改正，或隐瞒、包庇、袒护、纵容的；
（七）违反规定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八）其他违反行政监督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违反规定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处罚的；
（五）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六）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七）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的；
（八）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的；
（九）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告知当事人事实认定和处罚的依据及内容，或不按规定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或未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的；
（十一）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无合法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四）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滞留等强制措施的；
（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告知当事人强制措施的依据及内容，或者不按规定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或者未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的；
（六）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的；
（三）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四）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五）行政复议作出错误裁决和行政诉讼败诉的；
（六）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复议工作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赔偿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和有关责任人问责：
（一）对符合规定的行政赔偿申请，应予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应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的；
（三）不按规定核定赔偿标准的；
（四）作出赔偿决定后，未依法责令应当承担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费用的；
（五）依法不应赔偿而给予赔偿的；
（六）其他违反行政赔偿工作规定的。
第三章 行政问责的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八条 行政问责的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一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 经集体研究、认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持赞同意见的人和不发表意见的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承办人（责任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或不按规定正确履行职责的，负直接责任。
审核人或者批准人指令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作出指令的人员负直接责任。审核人作出的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及其副职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副职人员；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但依照内部分工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方式
第二十七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训诫或者书面告诫；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
（五）责令辞去或建议免去领导职务；
（六）处分。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适用，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采取其他追究方式。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视情况给予责令整改、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不予评优评先处理，并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行政首长及其他责任人实施行政问责。
第二十九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轻微或者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严重或者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属特别严重错误。
第三十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项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于严重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项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四）项处理。
第三十三条 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根据过错情节和工作情况，可以按照第二十七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到行政问责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受到行政问责的，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二）一年内受到行政问责３次，均负有直接责任的，年度考核按规定评定为不称职；
（三）受到警告处分的，参加该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四）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五）对年内３次以上受到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等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影响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
因前款第（二）项所列情形，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三十六条 聘任人员犯一般过错的，给予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项处理；一年内３次犯一般过错，或犯严重过错或特别严重过错的，予以解聘。
第三十七条 行政问责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八条 被问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理：
（一）故意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
（二）拒绝纠正过错的；
（三）干扰、阻碍行政过错调查的；
（四）对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打击报复的。
第三十九条 被问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处理：
（一）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二）主动纠正错误，有效制止损害后果扩大的；
（三）其他应当从轻处理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问责：
（一）情节显著轻微、主动发现过错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行政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发生的；
（四）其他应当不予追究的。
第四十一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过错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第五章 行政问责的管理体系
四十二条 行政问责工作实行在政府领导下，行政监察机关统一管理、政府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对本级政府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问责。各级行政机关负责对本机关及下属单位工作人员的行政问责。
第四十三条 市行政监察机关负责全市行政问责工作，县市区行政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行政问责工作。
行政监察机关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工作；
（二）承办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问责事项；调查、处理本机关受理的行政过错投诉，依法查处重要、复杂的行政过错案件；
（三）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行政问责的情况；
（四）研究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向政府提出改进建议。
第四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机关应当设立行政问责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本部门行政问责组织实施工作。
行政问责组织协调机构应当由领导成员和专门负责行政监察、法制、人事等工作的人员组成，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第四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问责工作由本部门的行政监察机构具体承担，没有行政监察机构的，本部门人事机构或办公室承担。
主要工作任务：
（一）受理检举、控告和投诉；
（二）调查行政过错行为；
（三）草拟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十六条 县市区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定期向市行政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情况。
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机构应当定期向同级政府行政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情况。
第六章 行政问责的程序
第四十七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应当进行行政问责：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规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发回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经行政复议，上级机关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或撤销后要求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予以调查处理的；
（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六）政府政务督查机构对逾期不能完成政府工作或本级行政领导批示、交办工作，两次以上就同一事项发出催办通知书的；
（七）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府法制部门、人事部门、司法机关、安全生产监督机关、目标督办机构、维稳信访部门、政务服务中心、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等提出问责建议的；
（八）新闻媒体披露确有行政失当情形的；
（九）其他应当进行调查处理的。
第四十八条 行政问责投诉处理，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监察机关收到检举、投诉、控告后，可以直接受理或者以交办、转办的形式责成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及时处理。
上级监察机关必要时，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投诉事项。
对行政首长的检举、投诉、控告，应当由同级监察机关办理。
第四十九条 行政问责投诉处理，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一）受理时限。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情况紧急的事项应当提出拟办意见和及时处置；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等一般性问题的事项，应在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提出拟办意见；涉及重要、复杂问题的投诉，一般应在自受理投诉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提出拟办意见。
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当予以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实名投诉的，应当书面告知受理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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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证据作了很大的修改，增加了证据的种类，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一些内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补强规则，特别修改了证据的概念，引起了证据相关理论的重大变化。定案证据应当符合四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相容性。不合法的证据可分两种：一是非法证据，二是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必须排除，瑕疵证据应当补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违反管辖、回避规定取得的证据应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按不合法的证据进行判断，运用证据判断事实不要迷信专家证言和科学证据。但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取证主体不适格的证据的判断问题和证据运用问题，本文试作讨论如下：
一、证据概念变化与定案证据的四个基本要求
原《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依原来的证据概念，1、只有能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材料，才能算得上证据，否则连叫“证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称为“证据材料”；2、证明的内容是案件事实，这里案件事实有人认为就是指定罪事实，也有人认为应当广义理解，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但不管是那种观点，内容都是案件事实本身，而不是反映案件事实的材料。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称得上是“证据”的，就必然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按客观真实判案，所以我们有时会从这些证据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东西，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源于证据材料而又不拘于证据材料进行判案。这种按客观真实判案的做法历来为主张按法律真实判案（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的学者所诟病。因为，如果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又何须规定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呢？这种矛盾的规定的根子在证据的概念。这次将证据的概念修改后，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既克服了法条之间的矛盾，也与普通老百姓对证据的认识相一致。只要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至于这些证据是不是真实的，客观的，有关联的，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并经过法院认证，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将材料是不是证据与该材料能不能采用区别开来，这就是证据的可采性。
那么，可以被法院采信的，用作这定案的证据有哪些要求呢，笔者认为应当具备如下四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内容真实，且符合客观规律和经验法则）、合法性（收集程序合法，形式符合法定种类）、关联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在间接证据定罪中，关联性表现为证据链环环相扣）、相容性（全案证据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说矛盾可以合理排除）。定案证据证据的四个基本要求中，真实性与合法性是对单个证据的要求，关联性与相容性是所有证据之间的要求。其中真实性是定案证据的本质要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相连，客观性强的证据，其真实性强，但客观性往往受证据收集者的态度与立场的影响，所以客观性不是对证据的基本要求，而是对证据收集者的要求。
二、定案证据四个基本要求的审查判断
（一）真实性审查判断。审查判断证据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疑点才能提出质疑，其中真实性判断表现为一种质疑。《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证据确实、充分”规定了如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也是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判断真实性要与嫌疑人的年龄籍贯、家庭环境，生活经历、文化程度、认知能力、宗教信仰和情感体验有关。合理怀疑就是根据生活的一般规律判断时，对超出了人们一般经验的情况予以质疑。例如，一个文盲的证言，如果我们审查发现笔录中他出口成章，签名工整，我们就会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一个方言独特的地方、年岁较大的被害人、证人的陈述，如果笔录中都是纯正的普通话，我们也会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事实上，我们审案件时特别相信夹杂着方言土语的笔录。情感方面的质疑表现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一段情感经历，很难有那种情感体验，说出那样的语言。鲁迅先生曾想到去蹲监狱，体会一下坐牢的滋味，以便能写出犯人的感情。网上口水仗打得正欢的方韩大战，就是方舟子怀疑韩寒的作品有人代笔，方舟子的质疑方式一是从客观方面质疑。韩寒高一、高二时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但他在此期间创作的《三重门》表现出知识的丰富程度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超过了研究生。二是从年龄、情感方面质疑，韩的一些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场景不是韩寒的时代，特别是情感经历不是一个16岁的孩子所能有的。实际案件中，如果行贿人与受贿人对5年来十多笔甚至几十笔行贿的时间、地点、数目都讲得一毫不差，而又没有相应的如银行记录或者工作笔记予以佐证，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理由怀疑笔录是指供诱供的结果，因为违反一般的记忆规律。等等。
（二）关联性与相容性审查判断。关联性是对一个人逻辑思维能力的检验。一个案件不可能只有一类证据，而可能有多个、多类证据，往往同类证据中又有多个证据，单个证据可能与案件事实无关，但经过多个环节转换，就成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这往往离不开逻辑推理。相容性则是审查多个、多类证据，判断相容性的前提是发现矛盾，然后排除矛盾。多个、多类证据中可能在犯罪时间、地点、行为、原因、结果、性质、情节和犯罪嫌疑人及其着装等等方面发生矛盾（客观真实的证据并不是说没有矛盾），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场景和个人的经验对矛盾进行排除，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比如因为色盲而对蓝黑着装不分，或者因为天气较暗对蓝黑着装不分。排除矛盾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复核，查清真相，不能想当然。更不能以多取胜，按多数人的说法认定。比如，现场有10个说看见的作案人是张三，1个人说看见作案人是李四，你就按多数人的意见认定是张三作案，这是很危险的办案！坚决杜绝隐匿证据，将不利指控的证据从侦查卷宗上拿下来的行为，但复核的证据可放入内卷。排除了疑点后，所有证据是否需要拿到庭上举证值得研究（这将很不便于举证）。笔者认为，应将矛盾证据和复核证据一并提交法庭质证，这实际上是将排除矛盾的方法、理由也交法庭进行质证，如果排除矛盾的理由不充分，还可经过法庭质证进行纠正，防止错案，如果不提交法庭，就减少了纠错的机会。
（三）合法性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过去容易忽视，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的今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空前的重视。特别是《两个证据规定》中很多就是针对合法性的，并且提出了审查证据的具体方法，也对非法证据和补强证据作了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要弄清哪些证据不合法及怎样处理。不合法证据分为两种：一是非法证据，二是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即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瑕疵证据应当补强，才能作为定案证据。总体而言：七类证据中：鉴定意见不存在补强的问题，有瑕疵存在就鉴定意见就要排除，非常严格。其他种类的证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及辩认笔录都有可能存在被排除的情形，也可能存在瑕疵的情形，可以通过补证完善证据合法性，从而作为定案证据。补强证据有两种方式：办案人员补证和作出合理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定与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是不同的。虽然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并不是所有违反该条强制性规定的证据都要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其中，“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中一般不包括引诱、欺骗的行为；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也一般不包括引诱、欺骗行为（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不一致）。司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上述规则，一是要准确把握审讯的严肃性、严厉性与刑讯逼供相区别。审讯不排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更多的是讲政策和法律。审讯的语言不文明、暴粗口取得的证据合法，因为这种行为根本不会达到刑讯逼供的效果。二是要把运用智慧的办案技巧收集证据与故意入人罪的引诱、欺骗相区别。设计囚徒困境，让对方陷于两难决策而供述，不是引诱，而是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三是要把审讯环境的选择与威胁相区别。制造让嫌疑人产生受压迫感的环境，利用居高临下的位置，让嫌疑人产生被压迫感不是威胁，取得的证据合法。此外，“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其补正方式在于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并对取证环境作出说明。比如刑讯逼供后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或指认，在非常隐秘地方取得的凶器、血衣等物证，第一要进行指纹、DNA对血迹进行同一性鉴定，第二要对凶器取得过程录相、拍照，以说明环境地的隐秘性，若非犯罪疑人亲力亲为不可能知晓，从而证明证据的真实性。
三、关于几种不合法证据的审查判断
除《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一些不合法证据的情形外，司法实践中还会碰到几种不合法证据：一是违反立案管辖收集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院没有权力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除非这种刑事案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且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3•5条）。“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人民检察院侦查渎职案件时，对重特大渎职犯罪所涉及的必须及时查清的案件，经上级人民检察院同意，可以并案查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3•9条）。如果检察机关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或者违反程序规定后，通过上级再补办手续而取得的证据，属于取证主体不合法。此时取得的证据是属于应当排除的情形，还是属于可以补强的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取得的实物证据经过补强可以认可。因为，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法治原则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机关的滥用职权，如果违反职能管辖取得的言词证据不排除，这会使一些检察机关有例可援，造成一种滥用职权的示范效应。所以，违反职能管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放纵一次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作为法律机关，检察机关更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二是违反回避规定取得的证据。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回避决定前，相关人员所作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回避决定的机关根据案情决定。但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才发现，此时证据的合法性怎么认定？笔者认为，此类证据的采信原则应当为：言词证据应当重新取证，进行转化；实物证据可以直接使用，进行质证。这符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例如某公安机关与烟草行政人员联合执法被张某殴打，张某涉嫌妨害公务罪被逮捕。审查起诉时发现：参与执法的公安人员既是案件的侦查人员，又是本案的被害人或证人，违反了回避的规定，两种角色中只有一种证据可采用，根据法理学原理，应当优先作为证人、被害人。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更换侦查人员重新讯问、询问。
三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未到场取得的言词证据。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办理未成年人的司法解释，对审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有要求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在场的强制性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认真落实。那么违反规定而取得的讯问笔录是非法证据，还是补强证据？笔者认为应根据诉讼环节后面的机关在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到场时进行审讯的情况处理。诉讼环节后面的机关要对诉讼环节前面的机关所作的供述进行核实，以确认诉讼环节前面的机关所取供述的真实性。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认，或者与前期供述不一致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出发，认定前期供述排除，以后期供述为准。
四、关于运用证据审查案件应当克服的几种倾向
查明事实必然运用证据。大凡立案侦查就会带有追究责任的欲望，所谓客观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收集证据认定事实，再对事实进行判断定性，这只是侦查的理想状态，侦查部门大都有入罪在先的观念，最少也存在定罪在先的观念。所以，审查判断证据，一定要倾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克服如下几种倾向：
一是过分依赖、相信口供。中国古代奉行“口供是证据之王”，没有口供不能定罪，但口供最不稳定。口供是直接证据，并且影响破案的成本和效率，历来为侦查人员所倚重。公诉部门审查案件，也存在过分相信口供的问题，嫌疑人供认不讳，就觉得省事、放心，从而放松对证据的要求。其实，包括口供在内的所有言词证据都不是可靠的，因为人趋利避害，离苦向乐的本性，还有自尊心会美化人的动机、行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能推脱责任，被害人会夸大其词，证人会衡量一下利害关系而作证，鉴定人也会为面子而坚持错误的观点，等等。有一些冒名顶替的案件，比如司机为领导的交通肇事行为顶包，弟弟为哥哥的伤害行为顶包，而一些犯罪集团的成员互相顶包，如果不仔细审查案件，轻信口供会放纵犯罪。
二是注重审查言词笔录，轻于复核重要人证。言词类笔录是死的证人证言，当庭的证人证言是活的笔录。以证言笔录为例，证言笔录并不完全等同于证人的证言，笔录可能失去了原来情感丰富的语言味道。首先，证人讲的是语言，而笔录不是录音，是用文字记录，变更了记录的形式，可能发生含义变化；其次，记录的侦查人员可能对方言土语不熟悉，侦查人员对证人证言进行“翻译”，改变含义；其三，侦查人员可能书写迹潦草，辩认困难，标点符号不规范，引起表达含义不准确。所以，法庭审判强调直接言词原则。办案中言词证据笔录只是一个审查的材料，重要证人的证言要进行复核，听他讲一讲。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三是过份迷信专家证言、鉴定意见和实物证据。人类对于自己不懂、不能的东西习惯于服从权威。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也确实比较科学，有一定权威性；实物证据确实有一定的客观性、稳定性，往往表现一定的科学性，但我们决不能过于迷信。司法实践中，有一些人走极端，认为警犬更中性，机器比人更科学，却忽视了机器、仪器是由人操作的基本道理，造成冤案。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