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受理申请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后，其具体行政行为未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对其职责的规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仍属于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应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

　　案情

　　巫五陀向江西省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下称城建局）申请拆旧建新，城建局于2011年7月21日给巫五陀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任志沪的房屋与巫五陀拆旧建新的房屋相邻。因巫五陀违法超面积施工，任志沪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城建局于同年9月22日向巫五陀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1.违法超面积部分立即停止施工；2.于2011年9月25日前严格按城乡规划建设局审定的图纸整改到位。但第三人未进行整改，仍继续施工。2011年12月15日，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随后又向巫五陀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1.违法超面积超层部分立即停止施工；2.严格按照我局审定的图纸整改到位。2011年12月26日，城建局向巫五陀送达《限期拆除告知书》，要求在2011年12月28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任志沪认为巫五陀违法建房，因主管部门坐视不管，任由违法建房，已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诉请于都县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城建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城建局强制拆除第三人违法超面积和超层部分及封堵第三人违反规划设计条件的东西两侧门窗。

　　裁判

　　于都县人民法院认为，对第三人的违法建房行为，被告已依法及时作出了查处，对责令整改、限期拆除等措施，法律没有具体时间的要求，因此，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成立。

　　于都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任志沪的诉讼请求。

　　任志沪不服，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赣州中院认为，对原审第三人违反规划许可的建设行为，虽然被上诉人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多次作出责令整改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但原审第三人均未按通知要求进行整改，原审第三人明显的违法行为应当并通过有效措施即时予以制止。被上诉人虽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了书面的整改通知，但未积极采取措施保证整改到位。被上诉人在本案履行查处违反规划许可违法行为职责中的行为不完全，构成不作为，应判决其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一审以被上诉人已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且整改措施没有时间要求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已尽责不构成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

　　赣州中院终审判决：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于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由被上诉人于都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依法履行规划监管职责。

　　评析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受理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该具体行政行为只部分满足了申请人的请求，如果未满足的部分，也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行政机关则构成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法院应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认定行政机关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针对行政相对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已积极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不存在消极不去实施自己应当实施的行为，也不属于拒绝受理或者完全拒绝做出拒绝或不予答复的典型不履行法定职责形式。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持异议，而是强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全部满足其申请。双方因此引发诉讼。

　　二是行政机关负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由此可知，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做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后，对违法行为人不履行的情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还应负有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的职责，由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对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

　　三是行政机关已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实现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需要。本案中，虽然于都县城乡规划局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但第三人违法行为并没有停止，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对被上诉人属于不完全履行法律规定职责。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刑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增设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正确适用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刑法修正案（八）同步施行。近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死缓限制减刑案件二审与复核裁判文书的尾部或主文存在难以表述的问题，即：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复核裁判文书主文或者二审裁判文书尾部关于文书效力的语句中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如要写明，应当如何表述？现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裁判文书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是否应在裁判文书尾部或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目前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写明，否则中、高两级法院裁判文书表述不同，今后在给被告人减刑时将面临是否限制减刑的困惑，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写明，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而不是核准死缓限制减刑案件，“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同时，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所判“限制减刑”的效力与执行。

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其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有实质性差异，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加以体现。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在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25年，加上2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实际执行期不少于27年。而对于判处死缓未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根据201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17年（含2年缓期执行期间）。这表明，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二者的实际执行期相差10年，显有实质性重大差别。因此，尽管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实体价值，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准刑种”，应当作为特殊的判决结果对待。这种特殊性自然也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的主文中得到体现。

第二，“限制减刑”属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判决时应载明的内容。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是刑法修正案（八）设立的全新刑罚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规定。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主要理由也是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死缓的核准制度，“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这种意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死缓判决时载明“限制减刑”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主要理由是，虽然死缓限制减刑作为判决结果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不写明“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就属于不限制减刑的常规死缓判决，但限制减刑的死缓仍然是死缓，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时载明“限制减刑”，表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仍然是死缓，只不过是“限制减刑”的死缓而已，故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同时，根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或者复核程序中对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所进行的是实质性审查，认为原判限制减刑不当的，应当予以撤销。同理，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限制减刑适当的，也应当体现对原判的肯定，在二审或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原判作出的是“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而不是常规的死缓判决。

第三，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会产生较多负面影响。首先，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能体现死缓限制减刑作为独立或者特殊判决结果的性质，客观上将形成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冲突。一旦将这种二审或者复核裁判结果送监狱执行刑罚，监狱将无所适从。据了解，实践中已经出现这种案例，造成工作被动。因此，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认为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执行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根据立法精神，死缓限制减刑是作为死刑替代刑罚创设的，主要适用于论罪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单纯判处死缓又不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本要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了解死缓限制减刑比常规死缓更为严厉后才接受法院作出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在此情况下，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裁判文书的释法功能就未得到充分发挥，易引起被害人亲属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误解，造成在审判之外增加原本不必要的释法明理的工作负担。

二、裁判文书如何表述“限制减刑”

在明确了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问题后，需要进一步探讨文字上如何具体表述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公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样式》）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拟维持原判的，裁判文书在尾部“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续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那么，对于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案件，在该句话中如何表述“限制减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写在该句话中的附加刑之后，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宜写在该句话中的“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上述两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合理性，相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即“限制减刑”宜写在上述句子中的附加刑之后。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可以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主文的表述逻辑保持一致。根据《规定》第7条，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所作的限制减刑决定，应当在判决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据此，判决书中应在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项后紧跟一项，表述为“对被告人×××限制减刑”。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二审维持原判的，将“限制减刑”写在有关裁判文书效力语句中的附加刑之后，在表述逻辑上能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保持一致。如果写在“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则明显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逻辑不同。

第二，可以体现“限制减刑”决定对主刑和附加刑的制约。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直接效果是延长了死缓刑的实际执行期，增加了其严厉性。由于对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必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仍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故服刑期的延长也会导致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延长。同时，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随着有期徒刑的减刑而酌减。由于限制减刑后有期徒刑的减刑更为严格，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减少也会相应严格。因此，限制减刑对附加刑也有一定制约效果。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中将“限制减刑”写在附加刑之后，逻辑上可以较好体现这种制约效果。

以上是以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分析的。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的是复核程序。根据《样式》及上述分析，裁定书主文可表述为：“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如果对被告人需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则“限制减刑”宜写在附加财产刑之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