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法制与民族关系

王忠平 彭卫 朱传华


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 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处理好民族关系决定着多民族国家的兴衰安危。。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而言，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内容；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已经对我国的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关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有的调节民族关系的方式和手段体系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所以在当前形式下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建立起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加强民族法规体系建设，建立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的重要性。
1、 社会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两只手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也决定了民族关系调节体系必然有所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开放性，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可以说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特征表现为封闭性，封闭性的存在使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类型处于平稳的状况之中，按计划的生产调拨方式，不仅使经济发展缺少活力，也使民族间的交往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民族之间的表现在人才、技术、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的差异性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比较小，即使产生矛盾也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民族关系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要适应市场经济这种开放性的冲击，比起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发展较早的地区来说要困难的多，民族之间的表现在人才、技术、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的差异性就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由于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发广泛，这种矛盾也教容易传播和扩大。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也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竞争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竞争性并不突出，民族之间由于经济产生的矛盾并不多，也不是主要问题。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竞争给民族关系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竞争可以提高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实力，可以优化民族地区各种经济形态和资源优势，还可以提高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观念素质，可以开拓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等等。同时通过竞争还能够使民族和地区间的交往增多，并能够使这种交往向纵深层次上发展，使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认识更为全面深刻。促进民族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一些民族和民族地区对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机制准备不足，应付能力不强，同时由于自身参与市场竞争条件的先天不足，势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制约了这些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给民族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某种阻碍作用，在一定范围甚至激化了已有的民族矛盾。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利益的调整，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对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进行了重新调整。经济利益的内容从不同角度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民族、地区、国家利益。就后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益调整方面对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主要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开放与竞争条件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由于竞争能力较弱，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会被削弱。虽然目前国家为保护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在政策、资金、技术以至项目方面等给予了倾斜照顾，使这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民族地区终究脱离不了市场经济的制约，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照顾只能缓解问题，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故而在民族地区尚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其他地区平等或相近的经济利益时，民族关系必然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念对民族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影响了民族关系。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甚至自给自足的小农牧经济的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传统的经济文化观念较为牢固。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接受新理念新技术的步伐就要慢的多。另一方面民族的传统的经济文化往往具有顽固性，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与接受新理念新文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之间就会有冲突和矛盾，虽然这种冲突和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客观上仍然会对民族关系发生影响。
2、世界民族宗教关系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异军突起，民族冲突、宗教纷争和种族纠纷明显加剧。强烈地震荡和冲击着转换中的世界政治格局和重整中的国际关系。以苏东剧变为开端，以亚非欧接合部为中心，包括中东欧、巴尔干、中东、中亚、西亚直至非洲，形成一条民族主义的地震带，不断引发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民族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这股世界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国居住的同源民族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影响。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西亚的伊斯兰运动的不断演进和“伊斯兰革命”的持续输出，对我国西部及领国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在我西部的领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一条月牙形的动荡地带。这些国家的内战对我国边境地区尤其是对新疆的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历史上看，我国新疆地区很早便成为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区域。共同的宗教信仰使西亚的伊斯兰主义很容易渗透到新疆境内。和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主义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典型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吸收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他们极力煽动宗教狂热，宣扬极端宗教思想，打着培养所谓“伊斯兰事业接班人”的幌子与我争取青少年，乘机扩大民族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制造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国际上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组织也一直想把“伊斯兰革命”输入到中国。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对我国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而且还出现了西方敌对势力将祸水东引，利用原教旨主义遏制我的苗头。泛突厥主义和中亚各国的民族自决思潮对我西部主要是新疆安全也产生了冲击。苏联解体后，新疆西部建立了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民族与新疆少数民族在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某些相同之处。自80年代以来由于新疆的对外开放，使境外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很容易传播到新疆，中亚各国的民族自决思潮也对新疆产生了不利影响。中亚各国的独立使拥有境外“突厥人”最多的中国成为泛突厥主义者集中攻击的对象。目前，在欧美、中东及中亚活动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组织多达十几个，这些民族分裂组织不仅积极谋求所在国的当局的支持，同时还出现了跨国、跨民族、跨宗教联合的倾向。这些组织不断制造声势，妄图使“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他们采取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方式，一方面加强舆论宣传，一方面在新疆和其他地区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二是达赖集团对西藏的分裂活动进一步升级。自1959年西藏平叛后，达赖喇嘛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其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达赖集团就不断掀起分裂祖国的活动高潮。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使达赖倍受鼓舞，加快了其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的步伐，致使西藏宗教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同时达赖还化身为“人权卫士”，竭力鼓动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通过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议案。近年来，达赖集团调整了其分裂活动策略，积极与“台独”及其他海内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相互沆瀣一气。西藏的一些寺庙被达赖集团利用，从事分裂活动，有些僧尼不守教规、寺规和国法，扰乱社会秩序，这对西藏的安定团结和祖国领土完整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
三是邪教势力的迅速蔓延。近年来，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的还有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美国的“大卫教派”等。邪教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共同敌人，其教义往往不可思议。邪教满足部分人的领袖欲望，承诺要为人们寻求亲情关系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在年青人中很有市场。有些邪教不仅散步邪说，蒙蔽群众，而且还有政治野心，妄图推翻政府。受国际邪教势力的影响，我国国内曾被打击过的邪教残余势力迅速发展蔓延。一些坏分子打着宗教旗号，通过篡改教义，拼凑新的内容，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在政治上打出夺取天下的旗号。据最新统计，我国邪教组织的活动涉及到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其组织上的严密性、政治上的反动性、活动上的渗透性已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些邪教组织还参与非法传销活动，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四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动愈演愈烈。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和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实现其“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的一贯伎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宗教保护者”身份自居，经常无端指责我国政府控制和迫害宗教，编造所谓“宗教迫害”事件，干涉我内政。我国新疆和西藏等地民族分裂活动之所以猖獗，是与西方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在苏联、东欧得手以后，更是集中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干预，妄图改变我国政局。其用心险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危害极大。
3、新形势下，城市化进程加快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不断增多，我国城市的民族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情况，主要表现在：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日益增多。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使城市的民族构成有了很大改变，其表现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少数民族迁徙人口的数量上升，民族成分增多。今后，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仍会继续增多。
（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不仅活跃了城市的经济，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文化共存，各民族的饮食、服饰、音乐、舞蹈、语言等文化相互交融，在各个层面的交往程度加深。同时，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也带来一些碰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三）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散居化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的散居化在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世居的少数民族在城市发展中，由于城市改造、拆迁等原因，原先相对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分散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因婚嫁、经商、就业等原因迁徙城市的外来少数民族，较快融入当地社会，也是民族散居化的主要构成要素。外来的少数民族流动性很强，随着对城市的逐步熟悉和适应，其生产生活的范围也会向整个城市扩展。总之，“大分散、小集中”的民族分布的特点在城市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城市化进程中，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了解进一步加深。同时，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也会增强，表现为更加注重本民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对比，更加关注民族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更加迫切要求加快本民族的发展，更加关心民族形象的维护，更加注意对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更加关注政治上的参与等。民族意识的增强，具有两重性，引导得好，有助于本民族得发展和进步；引导得不好，也会强化民族关系得敏感性，可能对民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使民族之间矛盾和摩擦增多，加大处理问题的难度。
城市民族格局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带来了城市民族关系的一些新问题、新特点。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员的流动，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交往与联系更为密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员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摩擦和纠纷，影响城市民族关系。城市中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主要形式有：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因具体经济权益引发的纠纷；城市改造、拆迁及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因少数民族群众妥善安置不够引发的问题；不同民族成员间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缺乏相互了解和尊重而引发的矛盾；媒体出现违反民族宗教政策，歪曲、侮辱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伤害少数民族感情引发的问题；在清真食品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中，出现不清真的情况，或者没有清真饮食营业执照的企业生产和销售清真食品引发的纠纷；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密切相关的清真饮食网点、宗教活动场所建设滞后引发的问题；一些城市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有的政策名存实亡，有的不易操作，造成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心理上的失落；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因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或法制观念淡薄，不服从管理，甚至聚众闹事，与有关执法部门发生冲突；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吸毒、贩毒、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有的发展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等。
城市中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除具有敏感性、复杂性、特殊性等特点外，还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处理难度增大。一些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比较错综复杂，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新出现的问题，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的问题跨地区和部门，协调处理难度大；还有一些问题是多数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和极个别的破坏活动交叉在一起，加大了处理问题的难度。二是群众性突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里是“弱势群体”，遇事容易“抱团”，把涉及个别民族成员的问题，往往看成是“本民族”的事情，特别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很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并且常常伴有上访、聚集、静坐、串联、游行等行为。三是对抗性趋强。城市中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对抗性，有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成员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也有可能转化为少数民族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之间的对抗，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的严重群体性事件。四是危害性加大。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有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经济损失；既有国家、集体利益的损害，又有个人利益的损害；既有直接危害，又有间接危害。一些问题由于“连锁反应”，规模从小到大，往往酿成局部范围的不安定，危害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受外因与内因的影响，我国民族关系较之计划经济时期而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内容，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它更具有深刻性和广泛性。而传统的调节民族关系的体系由于定型于计划经济时代，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现阶段民族关系的现状。因此必须进行改变和创新，才能更好的解决民族关系中新出现的问题与矛盾。
二、 强民族法规建设，建立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的必
然性
1、民族关系的调节方式及其比较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为了正确规范和引导民族关系，保障其沿着正确的健康的轨道发展，运用了很多种调节方式。根据所使用的工具的不同，可以将这些调节方式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行政调节。行政调节是指行政机关包括那些经过授权的组织通过制定、实施政策或直接查处、干预有关事件，来调节民族关系，它是各国政府在民族关系调节中经常而普遍使用的一种调节方式，因为制定并实施政策是政府的一项固有权力，是政府为完成某项任务或实现某一目标的基本工具或手段。各国运用政策调节民族关系，就是围绕民族关系的各个方面，制定实施政策。我国调节民族关系的政策主要有（1）、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它是我国带根本性的一项政策。（2）、民族干部政策。就是国家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包括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规定少数民族干部应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当，选派各级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沿海挂职锻炼，举办各级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等。（3）、民族经济政策。就是国家从政策上调节民族经济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发展，缩小后进民族与先进民族的经济差距。主要措施有如在投资上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倾斜，财政上给予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预备费、民族补助款三项照顾，对边远山区、牧区的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和价格补贴三项照顾，减免税收，提供优惠信贷，内地经济发达省份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对外开放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边境贸易，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行特别帮扶等。（4）、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就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具体措施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实行双语教学，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扶持民族文艺创作，创办民族高等院校、培养民族人才等。（5）、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就是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赋予各民族拥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权利。（6）、民族宗教信仰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每个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种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每个公民，无论是信教还是不信教，信这种宗教还是那种宗教，政治上一律平等。（7）、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注重与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密切联系，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其在团结和联络少数民族群众中的作用，调动其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作贡献的积极性。我国以民族政策来调节民族关系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体系。它对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基本的主要的作用。
二是社会调节。所谓社会调节，就是利用民间（非官方）——个人、团体和舆论的力量处理民族关系延续中出现的问题，使之保持在正常、和谐状态。
利用个人调节民族关系。一是指由双方代表直接面谈，协调解决问题，达成协议或取得一致意见后，各自再去做本民族群众的工作。通过直接交谈，不仅可以消除误会，缓和紧张关系，而且为一方向另一方表示歉意或承认错误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是一种自觉、主动调节民族关系的方式，值得大力提倡；二是通过与当事人双方联系密切、关系友好，有较大影响力的第三者（中间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牵线搭桥，沟通联络，传递信息，为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看法，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中间人还可以利用与双方的关系做一些规劝、说服工作。
民间团体在维护民族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团体由各方面的人士组成，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联系广，利用民间团体调处民族关系大有可为。例如，我国的各级各类宗教协会、各类民族研究学术团体等都在处理宗教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舆论是通过改变人的内心世界，如思想观念等而发挥导向作用的。利用舆论调节民族关系主要是指：（1）、为人们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标准。民族关系中的是非曲直，舆论会作出明确回答；（2）、形成维护、珍惜民族关系的良好环境；（3）、颂扬民族团结中的好人好事，批判、谴责破坏民族关系的行为，对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苗头进行批评教育。
与政策调节方式所不同，社会调节不是运用官方的强制力，来要求人们做什么，怎么做，而是依靠民间的自发力量，促使人们按一定的是非标准去自觉、自愿的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是法律调节。法律调节就是指通过民族关系方面法律的制定、执行、遵守以及宣传教育来规范民族关系，建国以来，我国制定了一批专门调节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大量的有民族关系调节内容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包含《刑法》、《婚姻法》、《森林法》、《草原法》、《商标法》等在内的其他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行政调节、社会调节、法律调节这三种调节方式各有特点，各有长处与不足，单独使用任何一种调节方式都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使民族关系得到健康发展。这就有一个互相搭配、综合使用的问题，但并不等于说三种方式没有主次、轻重之分。不同的调节体系有不同的结构和重点，不同的调节体系适应不同的环境和需要。就三种调节方式组成的任何一种调节体系而言，通常，社会调节在每一种调节体系中都只能充当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主要手段，这样，就只有行政调节和法律调节两种方式可以充当主要手段，形成以行政调节为主和以法律调节为主的两种体系。但究竟是选择以行政调节为主，法律、社会调节为辅的体系呢？还是选择以法律调节为主，行政、社会调节为辅的体系呢？这就涉及到两种体系主要是两种手段，即行政调节和法律调节的比较问题。
行政调节具有以下特点：（1）、政策的制定比较快，也比较容易；（2）、政策的覆盖面广，民族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制定、执行政策来处理；（3）、政策的灵活性大，当然主管随意性也大；（4）、政策具有易变性、临时性，因而稳定性差；（5）、政策虽具有一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强制性，但不及法律那么高；（6）、政策调节的效果比法律调节差，违反政策的处罚缺乏量的规定性，往往教轻，而且从性质上说，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而非法律处罚。
法律调节的特点有：（1）、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较严格，从起草、修改到提交立法机关讨论通过、最后公布实施经历的时间较长。一般来说，制定一部法律比制定一项政策要难得多；（2）、法律规范的内容具体的硬性规定较多，弹性小，可操作性强；（3）、法律制定的内容一般都是比较成熟或已经相对定型的东西，因而法律的稳定性好；（4）、法律具有相对的客观公正性，可避免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结果人们比较容易接受；（5）、法律比政策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更大的强制力，法律比政策更容易得到贯彻执行；（6）、法律对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处罚的性质与程度也与政策不同。
虽然行政调节与法律调节各有特点，各有长短,但比较而言，法律调节方式无论从可操作性、独立性来说，还是从实际效果以及可执行性来说，都要明显好于行政调节方式。因此，在选择调节体系，确定调节方式的结构和重点时，应选择以法律调节为主，行政、社会调节为辅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
2、新形势下，确立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就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党在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是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依法治国的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业，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从中可知，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去管理的三大类事务：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业。这三类事务都和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首先，用法律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核心手段是依法治国及发展民族关系的需要。依法治国要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理。所以，在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中，在网联社会关系的民族关系中，如果不能以法律加以规范，使之处于有序状态，那么就整体而言，依法治国的目标将很难实现。换言之，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民族关系的依法调整，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从另一方面来说民族关系作为一种有自己特质的社会关系，内容丰富、复杂敏感，并且和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因此，要使之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中，必须服从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应当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和各民族的意志而设定的法律。因为法律关系具有的特性要求调节这一关系的手段必须是强有力的。在现代社会，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事物可以有这种力量。法律是国家的意志，是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是以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为后盾的，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无法与法律相抗衡。所以在法律的规范和制衡下，可以使民族关系的积极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可以使民族关系健康有序的发展。
其次，用法律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核心手段是开发少数民族经济的需要。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往往可以找到经济的根源，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强固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致力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发展不止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人们常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充分说明了法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上，在这个直接制约民族关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法律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当前，西部经济大开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在民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不仅起着通常情况下对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比如规范作用、引导作用、保护作用等等，而且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本身构成民族关系的内容，因而法律的作用在这里显得非常突出。民族地区的发展涉及到许多重要而复杂的经济关系，比如：资源富集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受益权（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这些资源如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对于因经济欠发达而财政匮乏的民族地区来说，如何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在税收上得到优惠，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居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开展同领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而为本地的发展注入活力，等等。这些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可以说，离开法律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作为民族关系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再次，民族平等需要法律去保障。平等，在民族关系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民族关系中很自然的、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各民族的地位问题，是彼此平等还是有高低之分？坚持民族平等便是正确的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反之则是错误的、反动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只有民族平等，才能有各民族的和谐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实行民族平等，受惠的不仅是某个民族，而是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社会。但是，民族平等的实现决不是通过一个宣言或一项抽象的政策就可以应声解决的，因为民族平等涉及众多的社会关系，涉及不同民族的利害得失，并且受制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状况、意识形态等。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可能，但这一美好的愿望并不会自动成为现实，还必须有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努力，必须有强有力的措施，这个措施首推法律。正如列宁所说：“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的约束力，可以使民族平等原则成为社会的现实。以政治权利为例，要实现各民族的政治平等就应当使各民族真正地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拥有言论自由，拥有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只有通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才能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实现、得到保证。具体来说，只有通过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才能使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变为现实的、可以真正享有的东西。离开了有关的、具体的法律的规定，所谓民族平等原则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无论从法律调节和行政调节的比较来看，还是从实际需要来看，选择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都是必要的，但是，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调节为主，法律、社会调节为辅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行政调节被广泛而普遍的使用，法律、社会调节手段即使偶尔使用，也是变换形式，被政策化以后使用的。法律在民族关系调节中的功能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调节体系虽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弊端和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最大的弊端是带来民族关系的不稳定、时好时坏，当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时，民族关系就正常和谐，并不断优化改善；而当正确的民族政策被改变或得不到贯彻执行时，民族关系就恶化、倒退。例如“文革”。因此，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必须实现民族关系调节体系的转变，由以行政调节为主转变为以法律调节为主，实现民族关系调节法制化。
三、建立和完善民族法规体系的必要性
论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邓 杰
（华侨大学法律系，福建 泉州 363011）
[作者简介] 邓杰（1972- ），女，湖北松滋人，华侨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私法学研究。


[摘 要] 本文认为，为实现仲裁公正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人民法院对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取消区分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的双轨制监督，对两类裁决的监督标准应统一限定在程序事项上；进一步完善裁决的不予执行程序和撤销程序；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重新仲裁制度。
[关 键 词] 司法监督；不予执行程序；撤销程序；重新仲裁
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法院应当事人的申请，对裁决进行一定的审查，以决定对该裁决是否予以承认和执行或撤销或发回仲裁庭重新考虑。法院这一监督权的行使体现了法院对仲裁必要的法律控制，也是实现仲裁公正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保证。本文拟结合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实践，就我国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问题作一探讨，并提出若干粗浅的建议，以期对促进我国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能有所助益。
一、关于区分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的双轨制监督模式
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区分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规定了不同的监督标准。《仲裁法》从仲裁案件的角度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或撤销，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理由和条件。《民事诉讼法》则从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的角度对国内仲裁机构和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的不予执行，也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理由和条件。虽然两部法律中关于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的区分标准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仲裁法》的颁布实施要晚于《民事诉讼法》，应该可以认为《仲裁法》中确立的区分标准已经取代了《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标准。
根据《仲裁法》第70条、第71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定对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或撤销时，须认定该裁决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和撤销所依据的理由和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根据《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裁定对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时，须认定该裁决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5）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根据《仲裁法》第5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予以撤销的理由和条件与不予执行的理由和条件略有不同。该第58条规定裁决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将其撤销：（1）没有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5）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7）人民法院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严于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对涉外仲裁裁决只进行程序审查，而对国内仲裁裁决不仅要进行程序审查，还要进行实体审查，例如对裁决所依据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等问题进行审查。这表明我国目前对仲裁裁决实施的仍然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双轨制监督模式。
是否应该区分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对其分别确定不同的监督标准，或者说是否应该对仲裁裁决继续保留双轨制监督的问题，在我国《仲裁法》的起草过程中就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人民法院不应对仲裁裁决中认定的事实问题进行审查，而只应审查仲裁裁决的依据与程序是否违反法律。多数人却认为，考虑到我国仲裁水平的实际状况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国内仲裁裁决应当进行实体审查，对涉外仲裁裁决则可依照国际惯例不进行实体审查，这也符合已有的法律规定。 《仲裁法》最终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继续保留了对仲裁裁决的双轨制监督。
应该说，《仲裁法》保留对仲裁裁决的双轨制监督，对国内仲裁裁决实施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与我国当时的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的发展状况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作为一种立法，这样做显然缺乏必要的前瞻性。因为我国国内仲裁在当时之所以处于一种严重混乱的状况并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色彩，与当时极不健全的国内仲裁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而《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无疑会使这一状况迅速得到改变，从而使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之间的差距缩小并最终融合。另外，《仲裁法》囿于《民事诉讼法》中的已有规定而不在立法上进行突破显然也是不明智的。《仲裁法》的推出无非是为了适应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我国仲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如果因为片面地强调法律的连贯性、稳定性而忽略了法律的适当性、合理性，就会导致立法停滞不前，使立法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迅速脱节。《仲裁法》在目前就属于这种情形。
总的来看，《仲裁法》中对仲裁裁决双轨制监督的保留有以下几点不妥：第一，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相违背。从当今各国的立法与实践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对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采用相同的监督标准，即使是一向采用双轨制监督的英国，也终于在其《1996年仲裁法》生效时废除了这一作法。 第二，导致了仲裁实践中司法监督的复杂化。由于目前我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和国内仲裁机构都既有权受理涉外争议，又有权受理国内争议， 这便会导致在司法监督方面对同一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给予不同的待遇，即对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只进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查，而对其作出的国内仲裁裁决则不仅要进行程序审查还要进行实体审查；对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亦只进行程序审查，不进行实体审查，对其作出的国内仲裁裁决则既要进行程序审查也要进行实体审查。这样做显然缺乏合理性，对仲裁机构也不公平，而且导致了仲裁司法监督的复杂化。也正是基于此，在实际操作中，人民法院在对仲裁裁决尤其是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国内仲裁裁决和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审查时，往往无所适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正常运作，影响了仲裁裁决的合理执行，进而影响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第三，不利于我国国内仲裁业的健康发展。允许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这类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这无疑违背了我国《仲裁法》中确立的“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基本原则，必将极大地限制和阻碍我国国内仲裁业的健康发展。其实，涉外仲裁与国内仲裁之间仅仅是仲裁形式而非仲裁本质上的差异，国内仲裁不具有涉外因素并不构成对国内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理由。与涉外仲裁一样，国内仲裁当事人之所以选择仲裁而不去法院提起诉讼，无非也是想通过一种比诉讼更快捷、更经济和更灵活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但如果当事人在经过仲裁后还不能获得一项终局裁决，仍免不了要进一步去提起诉讼，无疑会使国内仲裁当事人提请仲裁的积极性大受打击，甚至从此对仲裁彻底丧失信心。因为实体监督下的国内仲裁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仲裁快捷、经济、高效、保密等固有优势，正所谓“过多的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此外，与涉外仲裁相比，我国国内仲裁的起点本来就很低，再以更为严格的司法监督对之进行控制，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不仅使我国制定《仲裁法》的目标难以实现，也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鉴此，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应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普遍趋势，限制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对仲裁裁决无论是国内仲裁裁决还是涉外仲裁裁决均采用同一的监督标准，并将对裁决的司法监督严格限定在程序事项上，而不涉及实体问题，以维护裁决的终局性。
二、关于裁决的不予执行和撤销程序
根据《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对裁决不予执行和撤销这两种程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
（一）不予执行程序
根据《仲裁法》第62条、第63条、第71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国内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或者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显然，不予执行程序只能由拒绝履行仲裁裁决的被申请人（通常是败诉方当事人）提起，主要是为被申请人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使之有机会行使纠正不当裁决的权利。对于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法定的不予执行的理由，被申请人须负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不主动进行审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以“裁定”的形式作出，但当事人对此不服的，不允许上诉。199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当事人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而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批复》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不服而申请再审的，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法理，该《批复》同样应适用于涉外仲裁裁决。因为适用于涉外仲裁裁决的《仲裁法》第9条第2款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2款中关于裁决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5款中规定得完全一致，即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存在再审问题。
不允许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执行裁决的裁定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显然是我国仲裁制度上的一个缺陷。这不仅不利于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正确地进行司法监督，也不利于维护仲裁裁决的效力以及保护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在其1995年8月29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以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确立了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报告制度。该《通知》指出，凡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我国涉外仲裁裁决，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仲裁裁决具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裁定不予执行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不予执行，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据此，中级人民法院如欲裁定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需报请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同意，使高级人民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得以有效地控制各地拒绝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行为。从目前来看，这种多级审查和报告制度对于监督各地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和正确适用《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维护仲裁裁决的效力和仲裁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人民法院系统内能够有机会对其作出的错误裁定予以纠正。
但是，这种为我国所独有的高度集权的报告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如手续繁琐、时间冗长、浪费司法成本、降低司法效率等，因而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笔者认为，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还必须设置上诉制度，即允许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执行的裁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然，为了防止人民法院过多地介入和干预仲裁，也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借上诉的机会拖延和破坏仲裁，还有必要对当事人的这种上诉权加以适当的限制。例如，要求当事人提起上诉须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或存在合理的上诉理由等。
（二）撤销程序
1．撤销程序在《仲裁法》中的确立
与不予执行程序相比，撤销仲裁裁决程序是我国《仲裁法》中新增加的一种司法监督程序。根据《仲裁法》第58条、第70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国内仲裁裁决有第58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或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显然，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可以由双方当事人提起，无论哪一方当事人因仲裁程序不公正或仲裁裁决中存在不当而对裁决结果不满的，都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这就使得双方当事人获得了平等的抗辩裁决的权利和机会。
对于是否应该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程序，我国在起草《仲裁法》的过程中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与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没有什么不同，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有异议，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仲裁裁决实施审查，没有必要再规定撤销程序，对仲裁实施双重监督。如果仲裁裁决出现文字、计算、打印等此类性质的错误，仲裁庭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自行予以补正，更无必要因此废弃仲裁裁决。规定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程序，实际上造成又裁又审，不符合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基本原则。赞成者则主张：（1）仲裁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目前中国仲裁的实际状况是仲裁机构多、仲裁员素质较低、仲裁程序不规范等。仲裁立法规定一裁终局后，需要加强法院的司法监督，仅仅依靠法院在执行程序的监督是不够的，还需再设立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2）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不同于不予承认与执行程序，不能因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相同，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取消撤销程序；（3）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与不予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是有区别的；（4）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程序，符合仲裁制度本身的需要，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仲裁法的规定相一致。 经过争论，赞成者的观点占了上风，并最终获得了立法者的采纳。为此，原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还在《关于的说明》中作出了解释：“规定申请撤销裁决的程序，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程序。”
显然，我国在《仲裁法》中设立撤销裁决程序是一个明智之举，既与各国的普遍作法保持了一致，也使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更加健全。而且，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还可以将撤销裁决程序进一步完善，允许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对裁决进行部分撤销，使未被撤销的部分裁决能得到先行执行，以节约仲裁成本、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对撤销仲裁裁决裁定的异议
根据1997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者驳回当事人的撤申请之后，当事人不得上诉。该《批复》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所作的批复，但是依照法理，同样应适用于涉外仲裁裁决。1999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指出，根据《仲裁法》第9条规定的精神，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批复》显然有欠妥当，不允许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的裁定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无疑剥夺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也否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定进行监督的权力。这显然不利于仲裁裁决效力的维护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3日发布的《关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要撤销涉外仲裁裁决，需经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级同意，且将撤销权高度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该项报告制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批复》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它同样存在前述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报告制度的弊端，因而也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为此，要完善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亦有必要设立上诉制度，以使当事人有机会就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的裁定提出异议。当然，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和延误产生，当事人的上诉权亦应受到合理的限制。
3．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时限
为敦促当事人及时地行使权利，各国仲裁法中均对撤销申请的提起设置了时间限制。例如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59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的申请必须在3个月内提出，该期限自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收到裁决之日起算。英国《1996年仲裁法》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期限，要求当事人须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28日内或如果存在上诉或复审仲裁程序，自收到该程序结果的通知之日起28日内提出撤销申请。
我国《仲裁法》第59条对当事人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期间亦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相比之下，我国《仲裁法》中确定的期间似乎太长了一些。这不仅不利于尽快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大大影响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因此，我国今后修改《仲裁法》时有必要相应地缩短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期间，例如可以考虑缩短至英国《1996年仲裁法》中规定的28日。
三、关于重新仲裁制度
我国《仲裁法》确立了重新仲裁制度。该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我国在《仲裁法》中确立重新仲裁制度，旨在为仲裁庭提供更正其自身错误和裁决瑕疵的机会，减少裁决被撤销的可能，保证当事人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初衷得以实现。该制度既体现了司法机关在监督仲裁中给予仲裁越来越多司法支持的普遍趋势，同时也反映了解决争议时注重效益、注重合理配置和防止社会资源浪费的理念。但是，由于重新仲裁制度在我国《仲裁法》中还属于一个新制度，因此我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还很不成熟，对有关问题要么付之阙如，要么规定得过于简单、模糊。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我国的重新仲裁制度，充分发挥其实效，仲裁立法有必要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和澄清，尤其是关于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条件以及实施重新仲裁的主体等重要问题。
（一）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条件
人民法院应在什么情况下裁定重新仲裁，《仲裁法》中并没有作出回答。从《仲裁法》第61条中关于“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的措辞来看，是否将裁决发回重新仲裁，人民法院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对于人民法院应如何行使这一裁量权，应依据什么原则和条件来作出裁定，则不甚明确。此外，结合《仲裁法》第58条第2款、第3款和第70条的规定 来看，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强。换言之，如果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提起的撤销裁决之诉中，认定裁决存在《仲裁法》第58条第1款和第3款或《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中规定的情形之一，却又同时发现裁决中的错误和缺陷可以通过重新仲裁予以改正和补救，是应当直接裁定撤销裁决还是将裁决发回重新仲裁，人民法院就会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显然，这是《仲裁法》今后修改时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仲裁法》中可作如下修改：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裁决有当事人证明存在的情形之一或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裁定全部或部分撤销裁决或将裁决发回重新仲裁。
当然，为了尽量实现当事人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初衷，也为了节省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成本，《仲裁法》中还应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不应行使其全部或部分撤销裁决的权力，除非它认为将裁决发回重新仲裁是不合适的。因为根据《仲裁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当事人可以就该纠纷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并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意味着裁决一旦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解决程序就要从头来过：或者根据当事人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开始一个新的仲裁程序，或者放弃仲裁重新开始一个诉讼程序。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对当事人不利，都将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法院裁定重新仲裁一般都是基于裁决中的程序性错误。而在我国，由于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还保留着实体审查，因而也可能基于裁决中的实质性错误裁定发回重新仲裁。一旦我国法律统一了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和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标准，取消了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人民法院也就同样只能基于程序性错误而将裁决发回重新仲裁，从而与国际普遍作法实现一致。
总的来看，无论是涉外仲裁裁决还是国内仲裁裁决，只有在通过重新仲裁能使裁决中的错误或缺陷得以消除时，裁定重新仲裁才有意义。例如以下情形：申请撤销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得到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他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等等。在另外一些情形中，例如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或者申请撤销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的通知；或者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人民法院就不能裁定重新仲裁，而须直接裁定撤销裁决。因为这些情形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在无权或越权或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的情况下进行仲裁作出的裁决均属无效，只能予以撤销。此外，由于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也属于一种严重违法的情形，无法通过重新仲裁予以更正，因而也只能裁定予以撤销。
（二）实施重新仲裁的主体
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件应交由原裁决该案的仲裁庭处理还是重新组成仲裁庭处理，《仲裁法》未直接作出规定。但是，根据《仲裁法》第6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的期限内重新仲裁——不难推断出重新仲裁案件只能是提交给原仲裁庭而不可能是提交给重新组成的仲裁庭。因为在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裁定重新仲裁之时，新的仲裁庭不可能已经组建成立，此时人民法院如果要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只可能通知本来就存在的原仲裁庭，而不可能通知也无从通知尚未成立的所谓的“新仲裁庭”。
对于《仲裁法》中的这一规定，有学者提出了批评的意见：由于仲裁中十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强调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仲裁庭）的信任，意思自治原则是仲裁的首要原则，既然原仲裁庭在程序工作中出现失误，而程序中的瑕疵又是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即默示地表示不予接受的，出现程序工作失误的仲裁庭便不再受到当事人的信任，再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有违当事人的心愿。这体现了我国仲裁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限制，或者说对当事人的意思尊重不够。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仲裁立法中有必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对重新仲裁应由原仲裁庭或新组成的仲裁庭来实施的问题，作出更为详明的规定。首先，应把由原仲裁庭重新进行仲裁确定为一般原则。因为原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以及对仲裁员的选择都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决定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而且，由于原仲裁庭对案件已经审理过一次，对案情已十分熟悉，因而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必然更节省当事人的时间和费用。其次，在由原仲裁庭重新进行仲裁时，如果其中某一仲裁员基于某种原因，例如工作日程出现冲突或身体状况欠佳等，不能履行职责，应当允许依照法定程序更换仲裁员。再次，在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基础上，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该原仲裁庭已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并达成一致的协议，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重新选择仲裁员，另行组成仲裁庭，对原仲裁案件进行重新仲裁。 复次，如果案件适于交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但原仲裁庭拒绝受理，则应重新组建仲裁庭重新仲裁该案，而不能依《仲裁法》第61条中的现行规定轻易撤销裁决。最后，如果重新仲裁是基于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亦应重新组建仲裁庭，而不应该也不适于将裁决发回原仲裁庭。总之，将仲裁案件是交由原仲裁庭还是新组成的仲裁庭重新仲裁，既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满足当事人的愿望，又要考虑仲裁成本的节约，还要考虑是否能彻底消除裁决中的错误和缺陷等等因素。